科学价值中性的神话

科学价值中性(value neutrality of science)问题，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早就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探讨。有人认为，科学价值中性是指科学活动在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是不受价值约束的(value-free)。科学寻求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不管其发现者的国籍、种族、宗教或阶级地位，都是可靠的。虽然科学由于一系列的、对从未得到的客观真理的逼近而进展，但科学定律和事实具有不可改变的质。无论谁做测量光速的实验，光速都是相同的。正因为情况如此，虽然社会对科学的运用可以有善恶，但科学家只是一个标准的公民，并不对这些使用负有责任。科学的双刃刀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任何人都要捡起它、运用它。有人指出，科学价值中性是指科学真理的价值中性。科学真理是对事实的认识，而不是对价值的决定。在这里，必须对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决定做出区分：只有事实可以被认识，只有价值可以被决定。被认识的价值已是价值的事实，被决定的事实已是事实的价值。认识与决定是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态度。认识是理解和解释，决定是选择、赞许或拒斥。前者不能意含可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可意含可能的实际行动；前者无指导性与规范性，后者则有之；前者不改变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后者则改变决定的主体，创造决定的对象。这二者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则强调，在讨论科学的价值中性问题时，人们常常把对科学认识的价值中性的两种实际不同的理解加以混淆：一种理解认为价值中性是指科学家不应有偏见或偏爱，另一种理解认为科学家对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没有责任。这位作者声称：科学在认识方面应有价值中性，科学在伦理和社会方面应有价值关联性(value-dependence)。

纵观科学价值中性的众多议论，无非包含着如下三方面的涵义：其一是纯科学不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二是科学成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其技术应用才有善恶之分，其三是科学认识是价值中性的，即科学认识的过程(研究活动)不需要价值判断，科学认识的结果(知识产品)不包含价值因素。

“纯科学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价值并不是在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意识中起作用的局部性文化构成因素，它是人类活动的任何形式所具有的。科学虽然具有自主性和自我发展的逻辑，但是它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其他子系统的影响或制约，其中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当今的科学已带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的色彩，受到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出资人作主”(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这一古老说法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事实上，纯科学只是科学幼年时期的“童贞”和成年时期的理想。为科学而科学，为上帝之爱而科学在英国并未幸存到18世纪，其后科学就变成了有教养的、有钱的和有闲的阶级的活动。“科学家”(scientist一词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在英国还不存在，实际用的是短语“科学的耕种者”(a cultivator of science)。在法国，僵化的社会分层使科学院成为有教养的上流人士的发明者的俱乐部，直到1789年大革命后情况才逐渐变化。在纳粹德国，曾杜撰出所谓的“亚利安和非亚利安科学”(Aryan and non-Aryan science)的对立，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受到“反相对论公司”的疯狂攻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之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内，根本无所谓“纯”科学。李森科以无产阶级的卫道士自居，反对摩尔根、魏斯曼的“唯心主义的”或“准法西斯主义的”遗传学。这种状况在现代中国科学史上也并不是稀罕事。不用说，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也有有利的影响一面，如17世纪英国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就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诚然，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有善恶之分，也就是说，它有被人恶用的可能性。但是，这不能归咎于自然技术(natural techno1ogy)，更不能怪罪于自然科学，这只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1ogy)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不完善所致，未能有效地约束恶用自然技术的人。就科学成果即科学知识本身而言，宁可说它是至善的，因为有知总比无知和愚昧要好。要科学家为技术的恶用承担责任固属苛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可以放弃其社会责任感，不去关心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科学家应该始终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为人类的福利和

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关于“科学认识是价值中性的”观点，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只要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才能使人信服这种观点也是难以立足的。

正如克莱姆克所表明的，古希腊人并没有在科学或知识与价值或善之间、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客观的与主观的之间即在“事实的”或“描述的”世界陈述与对世界的“规范的”或“估价的”甚或“伦理的”解释之间做出区分。在柏拉图看来，“客观”实在是借助于“善”的理念和形式来刻划的，实在是统一的、图式化的、秩序化的整体。为了理解经验，我们必须达到支配万物的规律和结构的知识，以及秩序、图式化和弥散于整个经验、以固有的和“有意义”的方式将其统一起来的“意图”的知识。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经验科学的目的和方法只能使我们对实在有有限的洞察。也就是说，它只能洞察某种经验、某个层次的实在，必须用对更基本的、支配万物的原理和样式的洞察来补足。柏拉图所谓的“最实在的”，也就是最抽象的和最不能被日常经验接受的。在每一事物有序化为统一的图像之前，“客观”陈述是不完全的，这包括意图和规范(即有序化的原理)不会从这样的叙述中消失。

关于科学和价值之间关系的争端，包括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价值中性争端)，是随着所谓的力学世界图像(特别是经典的牛顿科学)和科学出现的，尤其是以它的主要缔造者笛卡儿所唤起的在科学和哲学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的出现而进入近代西方历史的。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在“什么是客观的”和“什么是主观的”之间做出区分，以便利用可靠的(理性的)探索方法获得可靠的(客观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因为根据力学世界图像，自然是一个受量的规律和关系(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支配的巨大机器，世界的客观特征原来是物质、运动和构成机器的螺母和螺栓的物理量，以及支配机器运转的规律。只有这样的经验特征实际上才是客观的。为了探索该机器的运转即为获得知识，其理性方法论必须考虑到只是能够被量化的即用自然的语言写成的那些特征。世界的真正本质是由刚才提到的客观性质以及支配它们的力学定律给予的(世界的这些基本特征就是伽利略和洛克所谓的“第一性的质”)。其他的一切，例如颜色、价值、解释、意图和理论都不是“客观的”，从而不属于世界的客观描述，除非它们能被“还原”为客观的项目，或能够把这样的描述解释为有错觉的现象。因此，自17世纪以来，科学家就宣布科学认识的中性，并且称颂这种价值中性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研究不受价值约束相联系的一种优点。

在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事实表明，科学认识并不是价值中性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渗透着价值因素，科学研究包含着价值判断。我已在<关于科学与价值的几个问题>中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从宏观上考察，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自身中包含着价值成分，而且也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体现。从微观上考察，无论在科学基础、科学陈述和科学解释中，都可以窥见到价值因素的蛛丝马迹。在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理论的评价等方面。科学认识之所以并非价值中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科学是人的科学、历史的科学，而不是超人的、超历史的。因此，它必然要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这样一来，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只能是相对真理，而非绝对真理，即是与客观实在总有某种距离的假设。就此而言，科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另一方面，科学是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发展的，并构成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因此，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必然要影响到并渗透到科学之中。就此而言，科学并不是纯超然的。例如，在科学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范式就包含有价值成分，这些成分也不可避免地渗入知识产品中去。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框架中，物种竞争、生存斗争、小生态环境、最适者幸存，是密切反映当时社会规范的一组隐喻。今天生物学的中心概念偏爱控制、通讯、反馈和相互作用，这组隐喻比较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管理型的社会。

其二，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他们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