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

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

作者：张云燕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04 更新时间：2006-5-16

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上的探讨，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三种范式，即传统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本文首先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进行了评析，指出它们各自的理论优势与局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与共性。接着介绍了建构主义范式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它对前两者的理论补充。最后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自由主义范式

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1)国家不是国际体系惟一重要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2)国家并不是自主的单一实体(unitary voluntary entity)，在理论上，国家可以被分解，不同的国家机构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3)国家通过理性选择可以使国际体系实现最优化。(4)国内环境可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自由主义范式中与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最紧密的理论是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厄恩斯特·哈斯在研究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的基础上，于1958年写就的《欧洲的统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一书。他认为欧共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外溢(spill-over)的结果：“这是部门一体化的扩展逻辑。”他预测这种外溢的过程会在共同体内继续。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一般经济政策的和谐，并最终外溢到政治领域，导致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注：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311.）“功能性外溢”概念是哈斯的重要贡献。

林德伯格在20世纪60年代对早期的欧共体(EEC)特别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成功进行了着重研究。（注：Leon N.Lindberg,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与哈斯一样，林德伯格在他的研究中，也强调了“外溢”概念。他将“外溢”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一情形中，具有特定目标的特定行为造成了另一种情形，在该情形中，初始的目标只有通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这又反过来形成更新的情形因而需要更多的行动，以此类推下去”。（注：Charles Pentland,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73,p.10.）

哈斯、林德伯格的理论被称为新功能主义理论，他们借鉴了早期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些观念，也认为渐进的经济决策要优于艰难的政治选择，认为从共同的发展经济福利的合作出发，会导致合作各方在越来越棘手的政策制定领域继续合作，最终将导致一个新的超国家权威的产生，而无论个体行为者是否愿意。（注：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p.42-43.）亦即，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功能主义的“功能”的路径。不过，功能部门的合作在功能主义那里是手段，也是目的；在新功能主义那里只是手段。功能主义认为是功能性的需求或技术管理的变化使合作自动成为可能；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的动因在于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政党、政府、国际机构）因追求各自利益施加压力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功能性的合作是政治（国内与国际）过程的结果。哈斯认为，权力和福利是密切相关的，“权力只是表达以暴力为后盾实现福利的手段的方便词汇”，在这个世界上，“纯粹以权力为取向的政府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有目的地和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观念相联系”。（注：Ernst B.Haas,Beyond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47-48p.34.）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已变得互相交融”。（注：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author's preface,1958,p.xx.）

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危机，许多学者（包括哈斯本人）都认为新功能主义过于具有决定论倾向。哈斯承认他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高级政治的非功能主义特征”。欧洲一

体化进程的步伐在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恢复并呈加速之势，新功能主义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但有些学者认为不应重新使用新功能主义，这些理论将欧共体视为政策协调的国际机制；而应当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寻找灵感。对新功能主义最彻底的替代理论是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穆拉维斯基的自由政府间主义。他认为，通过对国家偏好的形成以及政府间战略互动的连续分析，可以解释这种国际机制实质性的制度变化。（注：Andrew Moravcsik,"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1,No.4,December 1993,p.480.）

二、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现实主义范式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1)在任何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惟一重要的行为体。(2)国际体系惟一的调节因素是权力；国家间的相对能力决定彼此的关系。(3)国家是有自我意志的单一实体(volitional unitary entity)，通过理性选择追求私利：权力最大化和增强安全。(4)国家间合作是困难的，即使有，也是由于权力平衡的需要而结成的临时联盟。

以新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强调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将一体化视为“国家利益的汇合”。（注：Andrew Moravcsik,"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Winter 1991,pp.651-688.）穆拉维斯基通过对“单一欧洲法案”(SEA)谈判过程的研究，指出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国家的偏好得以汇合。他对国家的作用、权力关系和谈判的最小公分母的强调，使他的研究最接近现实主义者的立场。穆拉维斯基与新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black box)，研究了国家偏好的形成。

穆拉维斯基的研究是递推式的，由两个相连续的进程构成，先是国家偏好的形成，然后是政府间谈判，后来他又增加了第三个进程：制度的选择。

国家偏好的形成理论是基于国家理性行为的假设。在国内，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人和集团互相竞争以取得更多的影响力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将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综合起来，按照优先顺序决定国家利益并形成政策偏好。国家利益是国内政治过程的结果。穆拉维斯基之所以把国家偏好的形成纳入其理论框架，就是为了防止把国家利益看成是先验预设、固定不变的。在他看来，由于国内压力集团相互力量的消长，国家偏好的形成实际上是因时间、环境、问题而变化的，它因此而成为决定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国内政策偏好形成以后，政府代表国家进行国际谈判。谈判力量的大小，由国家的实力决定。一旦国际谈判过程启动，国内行为者无法影响这一过程，其他国家政府也无法影响国内政策偏好的形成过程，制度、超国家行为体及其他行为体的活动对过程的影响被忽略不计。

国家间谈判理论试图解释效率和分配结果。效率意味着谈判的结果应该是帕累托改进的(Pareto-improving)，而分配意味着谈判中谁得到、谁失去。国家间谈判被认为是非强迫性的，采取一致同意的投票系统。国家领导人“针对由国内各组成部分的经济利益产生的限制和机会，每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作为增强国家间承诺的可信度的角色”做出一系列理性选择。（注：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18.）对达成基本协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解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或超国家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supra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穆拉维斯基认为不对称相互依赖更具解释力，它决定了国家间相对的谈判力量。国际谈判通常反映了国家间最低程度的共同利益，而被排除在外的危险，即外部化、补偿收益(side payments)以及问题联系(issue-linkage)可能会提升共同利益。

制度的选择解释国家选择将决策权委托给(delegate)或汇集于(pool)国际机制的原因。权力委托给欧盟是指国家赋予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的权力；权力的汇集指欧洲委员会决策中“多数通过”原则的应用。对于制度的选择，穆拉维斯基区分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联邦主义思想、集中的技术精英管理、更可靠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他认为国家选择委托或汇集主权是为了获得更可靠的承诺。（注：Andrew Moravcsik,The Choice for Europe,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