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四大美学家

中国现代四大美学家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
编者按：20世纪，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为传播西方美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接收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他们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传人；宗白华在吸收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生命精神，并对中国古典美学进行了现代转化。

在中国现代四大美学家之中，宗白华是最具有创造性和开创性的一位美学大师。

西方现代美学的传人：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接受。

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跟西方的全面接触和较量中逐渐意识到西方力量的强大。

这种意识是分三个阶段逐渐觉醒的：最初只是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仍然比中国落后。

但是在洋务运动（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是社会制度的落后，即长期稳定的宗法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社会惰性，中国要想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改造传统的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

但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戊戌变法”（1898年6月-9月）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落后，而且是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落后，中国要赶上西方强国，最根本的改革是改造人的思想意识，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再做奴隶。

美学就是在这时从西方全面引进中国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现代西方美学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意识，是自由思想、民主政治和强盛的生命力的思想基础。

在西方美学的传播中，王国维（1877—1927）起了重要的、开创性的作用，他的名作《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篇符合西方美学标准的论文，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

我们之所以将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不仅有时间上的考虑，而且有美学类型的考虑。

从时间上来说，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较早系统介绍西方美学的先驱之一，也是运用西方美学方法在美学领域中最早取得重要成果的美学家。

从美学类型上来说，王国维所理解的美学是典型的现代美学，并以此将中国传统美学划入“非美学”的范围。

尤其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奠基人。

我们之所以能够说王国维的美学从类型上来说属于典型的现代美学，原因在于他的美学思想符合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

西方现代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审美、艺术同现实生活的分离，从而有所谓“无利害性”、“游戏”、“形式”等独立自足的美学观念。

而王国维通过对康德（I. Kant）、席勒(F. Schiller)、叔本华（A. Schopenhauer）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继承，全面接受了这些具有典型的现代美学特征的观念。

虽然美学从19世纪末就由西方传到了中国，而且在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在介绍西方美学和采用西方美学新的理论视野进行文艺批评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真正对其做系统介绍和研究的要数蔡元培（1868-1940），特别在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教育的普及上，蔡元培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人能及的。

因此，蔡元培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提倡美学研究和美感教育的“唯一的中坚人物”。

蔡元培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应将满清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改造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

由于这个意见是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的，因此它表明中国教育史上，美育第一次被明确地列入国家教育方针。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

这个演讲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美学在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取得特别重要地位的理论基础。

蔡元培不仅发表演讲，而且亲自投身于美学的研究和教学之中，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的创始人。

1921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亲自讲授美学。

除了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程之外，蔡元培还在北大成立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并帮助成立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艺术专科学校。

蔡元培所讲的美学基本上是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美学），康德美学给他提供了主要的美学观念，心理实验美学给他提供了科学的实证方法。

朱光潜
由于蔡元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曾经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全国大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他在传播西方美学上主要是起一种领导作用，而朱光潜
(1897-1986)才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

朱光潜长期在英国和法国学习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西方现代美学的基本观念综合为完整体系的美学家，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1933）实际上是一部自成系统的西方现代美学著作。

在这个美学系统中，朱光潜借用了克罗齐（B. Croce）的“直觉”（intuition）、康德的“无利害观赏”（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布洛（E. 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和立普斯（T. Lipps）的“移情作用”（empathy）等等，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美学体系。

这个以“审美的无利害关系”和“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为核心的美学，长期被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正统，朱光潜因此也被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已经走完了向西方美学学习的阶段。

但是，就是在中国美学可以与西方美学平行发展的时候，中国美学却突然改变了发展方向，走上了一条与西方美学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2）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兴盛；3）西方现代美学自身的局限。

宗白华：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
宗白华
在学习西方美学的过程中，中国美学家并没有停留在全面照搬西方美学的水平上。

随着对西方美学了解的深入，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传统美学有自己的独特魅力，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美学一点也不比西方现代美学逊色，中国传统美学可以弥补西方现代美学的不足，进而可以在建立真正的世界美学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宗白华(1897-1986)的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他将中国传统美学带到了一个让西方现代美学家羡慕和赞叹的层次。

宗白华很早就开始学习康德、叔本华、柏格森(H. Bergson)等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尤
其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影响。

正是在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启发下，宗白华发现了中国美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独特的生命精神。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曾经在西方世界极盛一时，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迅速衰落了。

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因为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再宣扬乐观、盲目的生命冲动，似乎不再符合时宜。

2）柏格森哲学所赢得的广泛的社会声誉，反而使得他在有影响的哲学圈内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是，这并不构成柏格森在中国哲学界迅速衰落的原因。

首先，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迫切需要诸如柏格森之类的生命哲学来振奋民族精神。

其次，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哲学界对西方专业哲学的接受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柏格森那种经过媒介通俗化的思想倒比较容易接受。

因此，在柏格森生命哲学迅速衰落的30-40年代，在中国却形成了一股受柏格森哲学启发的生命哲学思潮。

宗白华的美学就是这股生命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白华早期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特别是柏格森、达尔文(C. R. Darwin)、罗丹(A. Rodin)和歌德(J. W. Geothe)等人的影响，把生命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处于理性下层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动”或者“运动”是它的基本特点。

30年代宗白华发掘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周易》中的生命观，并将中国哲学生命观的特点总结为“生动”。

在经过将西洋式的“运动”和中国式的“生动”进行对比之后，宗白华肯定中国式的“生动”是宇宙生命本体的真实显现，肯定“生动”的价值要高于“运动”的价值。

由此宗白华得到了对生命精神的独特理解：宇宙生命是以最强烈的旋动显示最幽深的玄冥。

这种最幽深的玄冥处的最强烈的旋动，既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向外扩张的生命冲动，也不是一般理解的中国文化中的消极退让。

它是一种向内或向纵深处的拓展。

这种生命力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是表现为对内在意蕴的昭示，表现为造就“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境界。

宗白华对美学的贡献在于：他认为这种生命精神不能由任何逻辑语言加以表述，因此科学和哲学都不能成功地表现这种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的特点决定它只能在艺术和审美中才能得到完全的表达，从而赋予了艺术和审美一种特殊的本体论地位。

宗白华进而主张，整个中国文化在最高层次上都是这种生命精神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意的文化、审美
的文化，而不是科学的文化。

宗白华所揭示的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生命精神，得到了徐复观（1902-1982）的继承和发展，后者在其名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1977）中，详细考察了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