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和科学技术

近现代文化概述

在内忧外患的交相作用下，近代文化缓慢实现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近代特殊的时局和政局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方面而言，它使知识分子在历经历难和痛苦、失落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对曾经引以为荣的中国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准则以及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重建；从消极方面而言，动荡的政治局势，贫弱的经济基础，不可能给真正主义上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同时，尽快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强烈愿望和驱动作用，也决定了近代文化的新旧杂糅，急功近利，不够系统、严密等局限性的存在。然而，近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显现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执著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轨迹。本章将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作一概要叙述。

第一节近代的哲学、史学和文学

一、哲学

通过对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哲学思想轨迹的勾勒，我们大致可以把握住近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在近代资产阶级产生以前，龚自珍、魏源的哲学思想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进步性，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先声。

龚自珍的哲学思想十分级杂，不过，其唯物主义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他批判了长期以来对人们思想影响至深的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上的星象不过是自然现象，反对招天神化，否认天象与人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既然象日食、月食、慧星等星象可以人为地推算出来，就不能说它们可以预示的灾，即“诚可以步，非的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在历史观上，龚自珍认识到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人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人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既然历史是不断涌进的，那么，“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这种历史变易或进化的思想，是龚自珍在政治上要求变革的哲学依据。

魏源的认识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他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种唯物的经验论，对其社会改革主张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当时和后世的思想界也影响很大。在历史观上。他坚持历史进化观点，认为一切都处于变化不已的进化过程中，后世必优于前世。“三代”井非如儒者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理想盛世。他还明确指出：历史进化是一种客观必然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是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其来也渤不可瘀，其成也坚不可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不能使歌舞之世复还于无歌舞。”这种历史观，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不满现状，呼唤社会改革的愿望。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壮大，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哲学渐次成型。

在自然观上康有为把“元”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天地万物由“元”而生。“元”就是气，“凡物皆始于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他还借助其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传统

哲学，因而在自然观上，基本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不过他却认为，电就是精神，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忍人之心，仁

也，电也，以太也。”这既是对物质的神化，又是对神的物质化。他还夸大心知的作用，贬低体魄的功能，认为：“心，有知者也，体，无知者也，物无知而人有知，故人贵于物。知人贵于物，则知心贵于休矣”这种认识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现实斗争中的软弱无力的现实处境有关。现实中的无可奈何，使得他们只能沉迷于灵魂的空想之中。

在人性论方面，康有为认为人性是本无善恶之分的，而去苦求乐是人的天性。他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这种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现实愿望。

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把周易的变易思想与资产阶级进化论相比附，认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所以“变”是自然界的规律，从而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他还坚信人类社会必然“愈改愈进，”有力地回击了“祖宗之法不可变”，“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谬论，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主要融注在《仁学》一书中。“仁”和“以太”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谭嗣同认为，“以太”是万事万物的本原，而“以太”是物质的。在认识论上，他一方面承认认识对象和真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客观世界的变动不居住，轻视并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从而提出了一个“心力”概念，认为“心力”是找到真理的最可靠手段。他甚至认为，“心力”能够不依赖客观存在而改变一切，这就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力量绵薄的情况下，企图依靠君权实现其维新愿望的认识论根源。

谭嗣同对运动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他注意到了在运动中一切存在着又不存在，而物质的时刻运转又是物质存在的具体体现。他认为，事物的矛盾和差异并非永恒的、绝对的，矛盾的双方如：有无、善恶、存亡、生死等是相互转化和依存的。这种思想的意义是，坚决否定了现存的尊卑长幼秩序的所谓神圣性和永

恒性。

严复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所译述的《天演论》一书的按语和序中。关于宇宙的本源，他认为：“太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这里的“质”是指物质，这里的“力”是指机械力，就是说，“质”与“力”互相依存，不可分隔，构成宇宙间纷繁复杂的事物。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自已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认为万物不是因为人或神的意志而进化演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的。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由于受过较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训练，严复认为，认识的出发点不是书本而是实际的经验。中国传统学本不从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出发，更不用客观事实去验证研究的结论，所以直到给人们的，尽是一些议是而非的陈腐学说。所以严复十分重视归纳法的使用，提倡从实际经验出发，通

过归纳，得出原则、“今例，”然后再普便运用。然而，由于严复过分笃信笛卡尔哲学，认为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感觉之外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认识的，从而陷入了不可知用。

在历史观上，严复认为“夫世之变也，莫知所由估，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就是说社会变迁有其必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严复晚年，恩想日趋保守，渐至颓废，放弃了他早年所倡导的那些进步思想。

章太炎不但对哲学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哲学研究上也有一定的独创性。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专著《旭书》和论文《菌说》中。他认为，人的感觉来源于客观事物对感觉器官的刺激，感觉不到的事物并不是不存在的，因为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早已有之，所不

同的是，章太炎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不过，他的这种反映论，还属于机械唯物主义范畴。章太炎思想的进步之处还表现在，他认识到仅仅停留于感性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活动。其局限性是，没有能够阐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关系。章太炎还根据进化论和细胞学说，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以太”是由阿屯（原于）而非精神的“心力”、“性海”之类构成的，虽然人的肉眼看不到、摸不着，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章太炎以严密的逻辑论证技巧否定了神的存在，不过，在否认超自然力的同时，他又过分强调自我，强调“依自不依他”，迷信依靠个人或少数精英的奋斗改造社会，这是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同弱点。

反映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主要论著是《建国方略》中的《心理建设》部分。

孙中山力图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描绘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他坚持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孙中山所讲的“太极”，是充斥于宇宙间的“以大粒子”，是物质的。他把物质世界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虽然划分得并不精确，但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谈到生命现象和精神现象时，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生元”说，认为“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他把“生元”解释为“生物之元子”，即细胞，含有“生物元始”，即用细胞原生物的意思。然而，孙中山的“生元说”同时认为，人体的一切功能，包括知觉、意识、思维、能力等，也都是细胞固有属性的表现。这就赞同和宣扬了“生元有知说”。既然“生元”具有意志、意识、情感和思想，那么这个“生元”也就和灵魂几乎等同了，这必将滑向二元论或用

心论。

孙中山认为：“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知难行易”一学说，希望着此“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该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行在知前，”“不知能行”；知比行难，知识、理论十分重要；“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行”。它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和认识的艰难性，有其合理内核，但却忽视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