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1-03-21
[作者简介]邱国成(),男,云南东川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发展研究、邓小平理论教学。

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的变化
邱国成
(玉溪师范学院政法系,云南玉溪653100)
[关键词]亨廷顿;政治发展观;政治组织
[摘　要]80年代末,国人掀起了研究亨廷顿政治思想的热潮。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期,亨廷顿的政治发
展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民主取向的政治发展观代替了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

本文试图从他早期政治发展观存在的缺点入手来分析这一重大变化。

[中图分类号]B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1)02-0053-04
The Changes in Huntington ’s Political V ie w
QI U Gu ocheng
(Y uxi Teacher ’s College ,Y unnan ,653100,P.R.of Chi na)
K ey Wor ds :Huntingt on ;views of devel opm ent s in politics ;political organiz ati ons
Abstract :T he school of political devel opm ent started in the 50’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found its advocators am ong fam ous s cholars.Huntington becam e known at 41for his P olitical Order of the Changing S oci ety ,which was then used as a politics t extbook in Am erica.C hi 2nes e scholars paid m uch attention t o hi s ideas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a tim e at which Huntingt on took a turni ng from t he aut ocratic s tand t o the dem ocratic one.
最初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基本上以民主作为他们的价值取向,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并未按他们预定的目标走向政治民主,而是走向威权体制。

就在威权体制纷纷登台的时侯,亨廷顿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极力为威权体制辨护,把秩序看作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价值,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构建了制度化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政治发展的定义,还是政治发展的标准都深深地染上了权威的色彩。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开篇他就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
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
程度”。

(1
)
甚至认为,人们可以无民主,但不可无秩
序。

这种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了他早期的政治发展观。

他早期的政治发展观可以用以下四项公式来表示: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化。

这四个公式的意思是: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但在现
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速度,造成了经济发展与满足社会需要的巨大差距,使社会成员产生心理上的挫折感,他们迫切需要从低收入的阶层流动到高收入的阶层,从经济条件差的地区流动到经济条件好的地区。

然而,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能提供的机会少,人们无法通过流动来解决需要,就转而诉求于政治,进行政治参与。

在这时,若制度化程度高,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政治就稳定,若制度化程度低,则产生社会动荡。

这几个公式大致反映了他关于政治发展目
标、动力、含义的看法。

政治发展是有一定目标的。

大多的西方学者一般把这一目标限定于民主,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公平、福利及效率。

他和以上这些学者不同,把政治稳定看作政治发展的目标,并以“秩序和持续
性”(2)来限定它,他的著作中,一般以秩序来替代
这一概念。

政治发展的动力也可以从以上的公式中表示出来。

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经济作为政治发展的动力,需要
1972-
许多中介,指涉也不明确。

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比较紧密,可以看作为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

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革命)还创造出新的制度和新的政治秩序,它使分散的社会力量集中起来,创造出更强大的政府和一党体制。

几组公式中,最重要的词是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是他在1965年的《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中为政治发展所下的定义,在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仍沿用这一定义,并在该书中进一步论述了制度化的标准。

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

”制度化“则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3)。

如何评价一个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呢?他认为可以用下列几项指标来判定政治制度化的高低。

首先是政治组织和程序的适应能力。

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则制度化就越高。

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判定一个组织适应力的大小。

首要的方法是看组织的寿命。

“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的时间越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一个组织越老,在未来某个时期存在的可能性越大。

”(4)第二种方法是看领导层换代的次数。

“领导层越是不断地更新,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5)第三种方法是以组织的职能来判断,组织的职能越多,制度化就越高。

其次是组织的复杂性。

“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

”(6)再次是组织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组织独立于其它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

自主性强的组织不易被其它社会团体的行为方式所影响,能独立地处理自身面临的问题。

第四是内聚力。

“一个组织越团结,越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就越低”。

(7)政党和军队一样需要团结、纪律、精神士气,只有团结的组织才能防止外部势力的破坏,使该组织成功地存活下来。

借用这一标准,亨廷顿认为,频频发生的军人政变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军队比政治组织更具有内聚力。

二
从以上各方面的内容来看,其政治发展中的几个核心要素都渗透着稳定目标的规制。

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上,他没有深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不大”,(8)他认为政治动荡往往发生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而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则平安无事。

可见,由于稳定目标的影响,使他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实际上,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动力,而且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动力,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决定着政治发展,也决定着政治稳定。

在制度化的含义上,更渗透着稳定的价值与精神。

把制度化看作走向稳定的进程,使他陷入逻辑冲突的窘境之中。

一方面,政治参与在增长;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制度过化程度低,要保持政治的稳定,就必须对政治参与进行限制,但限制政治参与,这又破坏了政治发展的动力。

在制度化的标准上,也透着一股保守的气息,可以说,以组织的存续时间作为政治发展的标准是非常守旧的。

假定这个组织比较完善,人们当然要保存它,若该组织腐朽、落后,人们就要摧毁它。

稳定的目标使他只重视组织与程序的保存,从而把存续时间作为标准之一。

他还列举了印度国大党作为例证,存续时间上百年、组织复杂、自主性强的国大党自1967年后开始走向衰弱,到现在,在印度政坛上,它只能扮演敲边鼓和拆戏台的角色了。

这一事实说明了他在制度化标准上的错误性。

不过,对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最有力的证伪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事实。

60年代威权体制纷纷登台的时侯,他以为这种变化会持续很长时期,但威权的政体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长期的稳定。

到70年代中期,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已开始了民主化,这股浪潮在70年代末波及拉丁美洲,南美的军人政权纷纷由民选的文官政府所代替。

到80年代中期,民主化扩展到亚洲。

到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

这股运动并未停息,90年代初期波及非洲,到90年代末期,几乎整个非洲都走向了多党格局。

另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的解体,这给他的稳定取向以致命的打击。

苏联曾是他推销威权的最好范例,他说:“苏联和英、美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和英、美一样都是安邦定国的政府形式”。

(9)在论述政治稳定、政党发展过程中,多次建议发展中国家要向莫斯科学习。

他忽略了在现代社会中,威权所提供的政治稳定具有暂时性,一旦经济的发展速度难以维系时,政治动荡是必然的
:
事。

中国之所以政治稳定,不仅在于经济上的高成就,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实行了有利于民主的多次改革,近年来的村民自治已向基层广泛推行。

亨廷顿也曾把中国作为证据,但他作了歪曲的理解,中国得以实现政治稳定不在于他所说的威权政体,而恰恰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美好愿望与坚决决心。

他早期的政治发展观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不仅由于他保守的价值取向,还与他的功利心态及美国政治学者的身份有关。

他最初给政治发展下定义,不是本着学术的精神,而是带着使政治发展一词受到人们重视的心态。

因此,政治发展定义就不免偏狭。

正如台湾省的彭锦鹏先生指出:“政治发展绝非只是一方面的发展。

”(10)政治组织从一定程度上说只起到利益表达的作用,利益的实现必须考虑政府和社会中的其它因素。

亨廷顿的功利心态使他把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排除在外,在后来的有关著作中,他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对政治学家来说,它起的是合法的作用,而不是分析的作用。

”(11)这种偏狭的色彩在分析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强烈,第一,他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几乎仅分析了政党的发展。

第二,他忽视了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影响。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还潜存着两个公式: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化=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衰败。

稳定的保守立场使他极度重视政党对政治发展的吸纳作用,以为只有强大的政党才能保持政治的稳定。

政治参与即是政治发展的动力,又是破坏政治稳定的双刃剑,这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难以抉择”(12)的由来。

美国学者的立场使他难以解释政治衰败的原因,他在解释政治衰败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忽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制度动荡与美国对军人政变的支持有关,有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纷纷瓦解与美国外交中的支解他国、分割他国的政策极度密切。

这些“家丑”当然是亨廷顿不能外扬的了。

三
正是由于威权取向的政治发展观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亨廷顿不得不对他的政治发展观作出修改。

这一修改过程首先是从政治发展的定义开始的。

在70年代,他抛弃了制度化的定义,到80年代,他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分析。

到90年代初期,民主的目标代替了稳定的目标。

在70年代初期,他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多余的名词,“政治发展意味着朝一个特定的方向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是一个完美的名词。

”(13)在后来的有关文章中,他避免给该词下任何定义,只是在1975年讨论政治发展的专文中才勉强使用了“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

(14)在解释现代化时,他和其它一些学者不同,他把现代化归结为:心理层面上的现代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的确立,人类对自身环境的知识的巨大扩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水平和平均数寿命的提高,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个人升降沉浮速度的加快。

经过这些修改,政治发展的定义就宽泛得多。

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历史文化的差异,也忽视西方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

于是,在早期的分析框架中,他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发展差异,也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有鉴于此,他在70年代以后逐渐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

到80年代,他把文化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独立变项,到90年代,又捡起文化发展出文明范式的解说。

最初,亨廷顿认为:对政治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现代化和现代化速度。

到70年代初期,他提出文化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还认为:“一个社会持续的基本文化对这个社会政治的影响比现代化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意义,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相一致的,可能不是人均收入的不同水平,而是按语言、宗教、人种、种族和历史经历把人分割开来的重大文化弊端。

”(15)在80年代,在沿用传统政治和经济模式难以解释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差异之后,亨廷顿开始认为:“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

(16)可惜的是,亨廷顿并没有对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它的文化研究发现到此嘎然而止。

因为,当时的国际经济局势依然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而且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观念从未受到过严峻的挑战。

随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

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世界。

文明冲突范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可见,文化
的因素提出以后,在他的政治发展观中,无不渗透着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然而,早期政治发展观的根本变化源于他对政治发展目标的修改。

在90年代初,当他看到民主化的强大浪潮之后,民主于是成为了他的偏好,它赋予了民主极高的价值。

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项伟大创举,第一项创举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项创举便是民主。

他明确指出:“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研究,即《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把重点放在政治稳定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件好事。

我的目的是发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够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

现在这本书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是一件好东西。

”(17)民主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他认为:首先、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

总体上看,民主的存在与个人自由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极高,自由是民主特有的美德。

其次、民主与政治稳定是相互关联的,民主国家常有违法现象,但很少诉诸政治暴力,民主国家为表达不同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它比权威体制更稳定。

第三、民主能为国际关系带来好处。

“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18)第四,民主对美国有特殊的利益。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想在未来发展适合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

正因为民主有这么多的好处,亨廷顿才把民主作为它的偏好。

对政治发展目标的修改,使他早期的政治发展观变了过来,无论是政治发展的标准上,还是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上,都有了新的解说。

在政治发展的标准上,他认为:“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

”(19)依据这两个维度,他把所有的政治体制作了民主与不民主的划分,半民主的国家也属于不民主国家。

“不民主的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普遍选举投票的参与。

”(20)它们包括绝对君主制、寡头政治、贵族政治、选举前受到限制的立宪政体、个人专制、法西斯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军人独裁。

因此,在《第三波》中,政治发展的标准已变为选举上的竞争和人们的普遍参与。

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上,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培养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才使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

他说道:“民主的前途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前景。

”(21)
这时,亨廷顿又把自已打扮为民主的斗士,把民主作为他的价值取向。

虽然存在对民主的偏好和对美国民主外交的支持。

但从总体上说,他的修改是进步的。

然而,无论他做什么样的修改,由于他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价值无涉”,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时,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事实进行描述与记录,使他的民主化理论成为一种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注解。

[　注 释　]
(1)(3)(4)(5)(6)(7)(8)(9)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6、14、15、16、35、4、1页。

(2)(11)(13)(15)亨廷顿,《政治发展》,选编于《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多明格斯、亨廷顿等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151、152、265页。

(10)彭锦鹏,《政治安定的设计家———韩廷顿》,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172页。

(12)亨廷顿,他于1975年和琼、纳尔逊合著的《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参与上难以抉择,这一结论实际上是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论述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

(14)彭锦鹏,《政治安定的设计家———韩廷顿》,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198页。

(16)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转引自《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17)(18)(19)(20)(2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前言》,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10、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