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催眠论文

精神分析与催眠

1100400226郭潇

一、起源

催眠技术是先于精神分析诞生的，开始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出现的。弗洛伊德在早年的临床治疗中也曾应用过。弗洛伊德观察到，他的方法对于治疗包括一些其他障碍(如强迫症病人)的“神经精神病”的病人(如今称为神经症患者)颇为合适第一阶段的设置常在治疗室内作为诱导催眠的方法而加以使用。与其他同事如夏柯等的公开演示相比，它为私下性质的。病人躺在沙发上，治疗师则坐在其后，诱导其进人催眠的状态。弗洛伊德对通过催眠而获得的效果很失望(他也承认自己对之不太内行)。他尝试用各种方法让病人回忆起过去的事件，其中一种方法如其在描述女病人的病例中所述，弗洛伊德将手以一定的压力放在病人的额头。然后告诉病人，这样会帮助想法浮现。这些技术虽然被由以后对部分病人治疗时采用的“自由联想”的方法所取代。但第一阶段治疗情景的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如弗洛伊德以后对之所作的描述:“我感觉到，事实上在催眠状态下，只有当我的病人在‘了解’到所有将要对其所采用的方法，并能从我这儿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勇气之后……我想，他们才有能力将所遗忘的事实及联系呈现于意识中。但毫无疑问，此过程要比催眠费事得多，但却有着极大的启发性。所以，我终止了采用催眠方法，而在我的工作中要求病人睡在沙发上，我坐于其后，可以观察病人，病人不能看见我。”

但是弗洛伊德后来发现它是一个不可控的过程，很多出现的东西并非对治疗有帮助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催眠到一个适当的程度，所以后来放弃了。而是转而采取自由联想的方法。如果把意识想象为是一个警卫在监督着潜意识的警卫，自由联想的方法是绕过警卫，而催眠则是令这个警卫睡着。

精神分析正是开始于对催眠术作为治疗方法的放弃。

催眠一直致力于将病人遗忘的记忆恢复过来，而弗洛伊德认为有必要需求另一种恢复记忆的方法。弗洛伊德意识到只有通过病人自己的能力重构和重新经历那些导致发展他的病症的事情，才能够使症状消失。外来的暗示只有短暂的效果，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病人自己。这便是与催眠术几乎相反的“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就是让病人在联想的同时对自己脑里东西进行仔细、完全的描述，不对病人的思维进行任何有意识的指导。病人回报思想时完全坦诚的态度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自由联想有一个期望：自由联想其实是不自由的，当意识被抛弃的时候，所浮现的想法都是潜意识决定的。当然，自由联想只能提供一些线索，经过相当数量的补充和解释之后，分析者可以重构那些被遗忘的材料。如此，自由联想加上艺术的解释可以起到与催眠相同的作用。

自由联想过程中的抵制正是压抑的表现。压抑是神经症精神分析的基石之一。压抑的产生是因为病人意识人格的因素（美学和伦理的动机）。

在精神分析基础理论中，潜意识、幼儿性欲、力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本我自我超我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理论。任何一种方法或理论，只要能够全面的认识这些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理论。

二、精神分析与催眠的关系

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的早期，他相信催眠可以帮助发现心理问题的内在原因。通过催眠可以使人放松达到似睡不睡的状态，从而达到对病人心理深层次问题的了解。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在催眠的状态中，医生可以将语言或动作整合入患者的思维和情感，并且由于催眠状态中，病人的本体暴露出来，治疗是直接的。弗洛伊德本人也借助催眠来治疗病人，他曾提出假设，认为病人把曾经有的情绪经验排除到意识之外，由此阻碍了许多心理能力；通过催眠回忆后，情绪发泄了，病就痊愈了，并与布罗伊尔合作发表了《癔病的研究》。他也曾通过催眠治疗了一些病人。由此可见，催眠在精神分析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地位。

但催眠同样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催眠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较好的效果，只有那些对于催眠度高的人有较好的效果。并且，催眠术是将意志强加于病人身上，减弱甚至消除病人的自我功能，而并非通过病人自己来恢复记忆。从而，弗洛伊德认为有必要需求另一种恢复记忆的方法，自由联想便产生了。不止这些，催眠还有产生坏效果的情况，有些病人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心理的释放产生负面效果。自此，催眠在精神分析中的应用便减少了。

三、从精神分析层面解释催眠

弗洛伊德认为催眠是通过抑制自我来实现的，或者说催眠是把人转变到孩提时期，也就是在自我功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他认为在催眠的过程中来访者始终处于治疗师的压力之下，这时治疗师可以被视为父亲一般的角色。

费棱齐继承了弗洛伊德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他认为催眠状态主要是重复了个体在俄底蒲斯期的情形。他把这种催眠经验称之为“父亲式催眠”和“母亲式催眠”。在他看来，权威式催眠技术中的治疗师犹如一个强大的父亲；而在宽容式技术中, 治疗师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他的观点暗示了催眠技术中的性别取向成分。当然，这种取向不同于与性爱关联的性别取向。

精神分析是对潜意识最一贯、最彻底的方法。

催眠在很早的时候便通过集体暗示对文化产生影响，造成集体癔症、国家主义、宗教和思想激情的能力。即便现代，也能够看到智慧而正派的人们在狂热的统治者的催眠力量下，被驱使着去追求野蛮而没有理性的目标。意义故意被弄得含混不清的口号、话语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强迫性的像舞蹈一样的动作、跺脚、单调的敲打音乐具有一种弱化自我的功能，造成集体迷乱和幻觉体验，从而唤起对宗教和政治权威的毫无疑问的屈服。

人的内部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即从现实的限制和要求中解放出来，回退到原始的、婴儿的思想状态。可以将个人淹没的恐惧感，在集体热情的高潮中被遗忘了，从而能够面对对手、忍受艰苦，呈现出巨大的勇气。宗教、种族、民族的狂热，一直在文化中起着意义深远的作用，对社会进行着塑造。

催眠术可以活动令人吃惊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化。正如休谟的宣言：所有的声明和主张，除了数值和数值相关的推理，除了事实和实验推理，都可以归之于热情——因为里面除了诡辩和幻觉之外，空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