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一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二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

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