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乐器及古蜀音乐形态初探

三星堆出土乐器及古蜀音乐形态初探

作者：胡东亮

来源：《人民音乐》2009年第06期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这是一处早期蜀文化古遗址群。其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即距今四千八百年至距今三千年左右)。分布面积在六平方公里以上，是所发掘出来的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范围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古遗址群。这一发现，直接推动了历史学的研究，也为音乐学提供了宝贵资料，甚至改写了部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随着逐年来的新发现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经能够显现出古蜀文化的基本风貌。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三星堆文化”的多处遗址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原始社会的人们，因为对自然现象的不了解，总是企图用祭祀去祈求神明的保佑，用巫术去驱逐心中的恐惧，最早的祭祀和巫术活动就伴随着音乐、舞蹈一起进行”①，而音乐活动一定离不开乐器。从目前考证的出土文物来看，相当一部分器物都与音乐舞蹈活动有关，可以被称之为乐器的有磬、铜铃、似锣挂饰、铜牌形响器、边璋上的垂耳铃等。当然，对这些乐器的认定存在分歧，也缺乏系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就已有研究成果看来，磬、铜铃有比较可靠的声学分析材料，应该是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乐器，但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绝不止这几样乐器，对乐器的认识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现就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可能是乐器的器物做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三星堆乐器的先后出土

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淘沟车水灌田时，于沟底发现一玉石礼器坑，内有磬、璧、圭、琼、璋、凿、斧等玉石器三四百件，其中有1件曲尺型的石磬，这是最早出土的三星堆乐器。但是，这次出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详细地记录出土时间和文物件数，而且出土不久文物就有遗失，使得这次出土器物的认定十分困难，至今争议颇多。

出土的这件石磬质料是玉石，黑灰色，两面平整，两侧平直，形如曲尺，表面磨琢得光滑细腻，形制十分规整。磬背倔句100度，鼓上边与股上边相等，长27．5厘米，鼓下边与股下边也相等，长11．8厘米，鼓博与股博相等，宽11．8厘米，厚1厘米。磬背倔句上一圆穿孔。收藏时，石磬折为两半，广汉市文管所已将它拼对粘接复原。现敲击石磬，音质尚感清脆优美，这也是目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唯一发现的磬。

1986年，三星堆发掘清理出两座祭祀坑，出土文物数千件。二号坑出土铜铃43件、似锣铜挂饰112件，铜瑗、玉璧、玉环、玉瑗、石璧、石瑗、玉戈、石戈、玉斧、玉凿等礼器。这

些器物都有发声发响功能，特别是铜铃和似锣铜挂饰，我们暂且先把这两种器物作为乐器来进行研究。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铃，分别埋藏在祭祀坑的中层和下层，中层出土铜铃19件(编号Ｋ2②)，其中Ｂ型铃16件，Ｄ型铃2件，Ｆ型铃1件。下层出土铜铃24件(编号Ｋ2③)，其中Ｂ型铃14件，Ｄ型铃4件，Ａ、Ｃ、Ｅ、Ｇ、Ｈ、Ｉ型铃各Ｉ件。与铜铃一起出土的还有多种形制但整体造型似锣的铜挂饰112件。

二、三星堆乐器的认定

1．磬

从现有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1929年出土的玉石磬是最典型的中国古代打击乐器之一。磬：“石制体鸣乐器。以石材打制或磨制成器，体有穿孔，悬而击奏”②。关于磬的定名，甲骨文中已有此字例，古籍记载与之吻合，所以学界看法统一。另外，磬以石制，又有“石”之称，如《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篇》：“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广汉石磬质料是玉石，角边均按一定尺寸精密加工磨制而成，体现出比较先进的生产工艺，因而其制造年代似应晚于中原晚商磬。商代及商代以前的磬主要发现于黄河流域，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从制作工艺落后、选材粗糙的新石器时代的磐，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制作工艺复杂、选材考究的特磬和编磬，表现出乐器制作的基本历程，应属于中原音乐文化发展的见证。而在南方音乐文化区极少发现磬。同属古蜀文化的金沙遗址，2006年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石磬，大石磬长107厘米，宽58厘米，厚3．7厘米，另一件則略小。这件超过1０0厘米长的石磬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事情，大石磬上并无图案，小石磬上则隐约能看到两组“弦文”，石磬制作比较粗糙，应该早于广汉石磬。此外商代晚期的磬在四川巫山大昌镇双堰塘遗址出土1件残特磬；湖南石门皂市发现一件特馨；以及广汉出土的这枚玉石磬。一些音乐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长江流域的磬发现数量少，制作工艺先进，并且缺少由原始乐器发展而成的过程，应该是中原地区文化传入的结果。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从广汉石磬形制和出土收藏过程看，广汉石磬不是由中原或古楚地区传入，而很可能是古巴蜀地方音乐的遗存。”③我们把金沙遗址出土的两枚石磬和月亮湾出土的这枚石磬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就可以肯定，石磬为古蜀乐器中的重要石制打击乐器。

2．铃

《广韵》称铃“似钟而小，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说文》载：“铃，令丁也”。令丁、丁宁、铃音均应为形声字词，意指该器的发音为摇奏振舌而鸣。铃的外体与其它钟类乐器相似，为合瓦体，内有铃舌。

商代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很多铃，但是多为单件，又多与牲畜藏在一起，固长期被认为只是车马或动物的装饰铃，不具备乐器特征。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成组铜铃，经音乐功能测试和分析，可以被认为是古蜀文化中最具代表的金属乐器，可以被称为编铃。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43件铜铃分9型，形体最大的是编号Ｋ2③：149的铃，通高14．3厘米，直径10．4厘米；体积最小的铃为编号Ｋ2②：35的铃，通高5厘米，直径3厘米。专家对三星堆铜铃做了声学研究发现，单件的铜铃有比较清晰的音高，而成组的Ｂ型铃由铃身的大小、厚薄不同，而具有不同音高序列，但是音程关系比较复杂，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其率制。总体来看，Ｂ型铃最低音振动频率为732．23Ｈｚ，按现代的十二平均律制来看，与＃ｆ1(739．99Ｈｚ)振动频率接近，只少7．76Ｈｚ。最高音铜铃的振动频率为3564．62Ｈｚ，与ａ4（3520．00Ｈｚ）振动频率接近，多出44．62Ｈｚ。从出土铜铃的音程关系来看，所有铜铃的振动频率都与标准的十二平均律制音的振动频率有差别，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它们自身有一定的音程关系，比如大小三度、小二度关系。出土铜铃编号为Ｋ2②：103—10与编号为Ｋ2②：103—12的铃振动频率分别为1030．59Ｈｚ和1299．38Ｈｚ，跟现代大三度ｃ2（1046．50Ｈｚ）—ｅ2（1318．52Ｈｚ）关系接近，振动频率分别少15．91Ｈｚ和18．48Ｈｚ，此外还有接近于小二度和小三度的音程关系。对比杨荫浏先生对商代的乐律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各种乐器之间有共同的音，如＃ｃ、＃ｆ、＃ａ等，说明商人已有绝对音高的概念。从对三星堆铜铃的振动频率测试结果来看，有接近于＃ｆ、＃ａ的铃，但与＃ｃ频率相差较远。第二，以两、三个音为骨干的乐器，其间纯四度，大小三度，大二度等音程突出。三星堆铜铃的音程规律不明显，但是基本可以看出其间有大小三度关系。第三，半音音程已经出现。三星堆铜铃中有振动频率接近于＃ｆ3和ｇ3，可以基本确定其半音关系。那么做出这样的推测，三星堆铜铃与商代乐器之间有比较共同的特质，它可能正是演绎三星堆音乐文化的重要金属打击乐器。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蜀国，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也没有比较统一的率制，制造乐器多靠对音响的听觉能力，能够制造出接近现代率制的大小三度、小二度关系音高的成组乐器，已经可以证明古蜀人的智慧，也可以间接说明古蜀音乐文化的文明程度。

3．似锣铜挂饰

二号祭祀坑随铜铃出土的还有112件似锣铜挂饰。其中圆形挂饰30件、龟背形挂饰32件、扇贝形挂饰48件、箕形挂饰2件。这些挂饰与已知的其它古代乐器在形制上有很大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