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_中国经济周期_中国经济增长

1、对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周期的看法
2、围绕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谈谈认识
改革开放前。

除国民经济恢复阶段以外,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赶英超美"大跃进”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拨乱反正”阶段。

可以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吻合特征,这就初步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层面活动对经济层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的吻合还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律性，即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都是下一个周期衰退阶段的开始，而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倒数第二年都对应着相应周期阶段的峰值点。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同样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存在着完全的吻合，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对应着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这种由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吻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吻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循序渐进，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由此使得经济机制内部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愈加明显，导致市场的调节决定了经济周期的特征。

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打破了经济周期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规律，而且使得经济周期表现出了新的波动特征。

综合分析，1949年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这一耦合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了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新时代则又表现出了新的耦合特征。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通报,此次疫情对我国的区域经济的影响在空间上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地区第二梯队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东南沿海地区；第三梯队是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第四梯队是受影响最小的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

在此，本文将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划分为湖北省内和省外两个板块分别进行分析。

湖北省会武汉是此次疫情的“震中”，湖北省受到的创击毫无疑问是最大的。

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17480.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9.3%。

全省具体的经济情况如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0.8%侬林牧渔业增加值1396.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降7.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56.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62.43亿元下降34.1%；完成人民币计价进出口总额1666.6亿元，下降1.5%；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5.22万人，同比下降52.2%；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115元和6357元同比分别下降10.K 和8.8%。

另一个方面，这次新冠疫情更是严重影响到了整个湖北省的区域经济形象，对外资的引进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据相关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0.2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98.61%。

总的来说，此次疫情对湖北省的经济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全省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北上广深等发达省市地区的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比重较高,这次疫情严重冲击了这些地区的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服务行业。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防控中最重要的措施是要防止人群聚集，所以各地政府要求居民必须保持相应的社交距离，不支持各类聚集活动，同时，居民如果从自身生命安全的角度上考虑，也必定会主动减少外出消费的次数，因此实体服务业难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江苏、河南、湖南等省市的一些跨国或者跨省配套的支柱产业界各国受疫情影响，无不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纷纷停工停产，并且为了防止疫情的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境内外人员和货物的输入与输出的策略。

即使在国内，供应链所处的各个企业也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迅速正常生产，所以这些支柱性产业正面临着内外忧困的双重压力，原材料供应紧缺、外部订单减少等关键性问题必将接踵而至。

这些企业的产品生产与销售若想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恐怕
还需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这些省份的经济必将受到重创。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广东、浙江、山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市的各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复工时间普遍较晚，并且，由于海外疫情的不断升级恶化，即使等到复工，外贸业务也根本无法正常展开，企业经营每况愈下。

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新冠疫情已导致全球性经济的严重衰退，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模明显萎缩，我国同样也难逃其害。

今年上半年前半段时间因为疫情停工停产、外贸订单的延迟交货、甚至取消等情况多有发生，我国进出口继去年贸易纠纷后再遇一次寒冬，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外贸进出口11.39万亿元，同比下降4.7%,其中外贸大省广东和江苏为负增长，上半年分别是-5.6%和-8.5%o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思路方面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缺陷：第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效率，而对公平关注不够。

具体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如何产生经济增长，如何使得经济增长率极大化，但对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关注不够。

现实经济中，我们不仅关注做大“蛋糕”，而且也关注分好"蛋糕"。

分好“蛋糕”通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促进消费需求升级等机制有利于做大“蛋糕”。

第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侧重从总量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从结构视角解释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研究薄弱。

结构层面主要强调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

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例如，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后，从经济结构视角理解经济增长更加重要。

短期意外突发事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冲击，但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这是因为意外突发事件是短期因素，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决定基本面主要因素的状况，如一国主要生产要素人口、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等的投入数量和质量，不会因为意外突发事件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就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但这必须做到把意外突发事件控制在一定时间或一定区域内，才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长期趋势性影响。

这还因为意外突发事件是外生性因素，不会对形成基本面的内在机制造成系统性的破坏，如意外突发事件会造成企业一时的停产停业，但只要产业链还在，产品品牌还在，一旦短期意外突发事件缓解，企业就可以迅速复工复产。

今年发生的意外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可以确定是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短期因素。

从国内来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目前已转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复工复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开始触底回升。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大规模"新基建”强力启动，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关键作用；各级地方政府多措并举扶持汽车、住房、餐饮、旅游等消费，鼓励消费尽快回暧。

因此，只要我国控制住疫情不因外部输入而反弹，后三个季度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合理区间。

从国外来看，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必然对我国的外贸出口企业和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企业构成严重影响，但因为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9年仅为11%,2018年甚至为负，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2000年的0.4提高到2017年的1.2,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从2007年的高点0.7降到2017年的0.6,所以短期内强大的内需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抵外需的负面影响。

此外，我国外贸企业积极转产，为世界各国源源不断提供极度短缺的抗疫物资，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C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就广度而言是全方位的，就深度而言是全产业链的。

但在不同的领域和产业，表现会有所不同。

从三次产业来看，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更大。

服务业是拉动
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产业，2019年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9.4猊比第二产业高出22.6个百分点。

同时，服务业还是能够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

此外，近几年我国新增的中小微企业有80%都集中在服务业，新增投资的80%也在服务业，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给中小微企业生存造成极大困难。

从三驾马车来看，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最大。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9年为57.8览比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31.2%的贡献率高出26.6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从消费与服务业的关系来看，疫情的冲击形成叠加效应。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疫情对消费和服务业的双向冲击会形成螺旋推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冲击，既不能因为实行短期刺激政策而损害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格局，也不能因为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而忽视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为了更好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需要统筹短期、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就短期而言，采取超常规政策，迅速将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是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严重偏离，属于非正常经济下行，这就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有效宏观政策实现稳增长。

就如同当商品的市场价格严重偏离商品价值时，通过迅速调整供求关系，使商品价格波动回归价值，是对价值规律的遵循一样，在非正常经济下行期间，政府采取超常规政策手段干预经济运行，使经济快速回归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也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矫正短期经济增长严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宏观政策的作用方向要正确，着力点要精准。

基于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稳增长要注重发挥新旧动能的组合驱动。

培育新动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采取短期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时，必须坚持化危为机的工作思路：大力支持、扶持和引导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所有制经济要一律平等，快速提高新经济所占比重，形成稳增长的强力支撑；大力支持、扶持和引导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进传统产业的现代化；遵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借此机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推动市场要素向更高效益、更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自由流动。

同时，在当前新动能还无力实现短期稳增长的情况下，还必须发挥旧动能的驱动作用，但必须坚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工作思路：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暴露出的最主要问题来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是最为严重的短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增长最快的就是对教育、文化、健康、体育、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这就需要加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即使其中有些不属于“新基建”，也要给予大力支持。

此外，我国房地产业虽然总体不存在泡沫风险，但结构仍然不合理，因而在“房住不炒”的大原则下，通过城中村改造、危旧小区改造、公租房建设等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有效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

就中期而言，加大创新驱动，确保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历史经验和铁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必须攻克和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

因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是国之重器和国家安全的底线。

2019年10月，中国工程院对26类制造业产业链的安全评估报告指出：我国有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成为我国经济受制于人的最大隐患，这会导致强起来的发展进程随时有可能被发达国家卡住脖子。

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发达国家的“定海神针”，我们既买不来也学不来，因而我国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加速进入科技强国前列，除此别无选择。

攻克和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必须要有中长期的战略部署，因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克有赖于重大基础理论和重大工程的突破。

按照我国科技强国的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创新国家前列，在人工智能方面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这就需要今天在实施超常规宏观政策时，对标对表进入世界创新国家前列的要求，使宏观政策既有稳增长的短期作用，又具有实现强国目标的中长期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无疑将起到
“一石二鸟”的功效。

就长期而言，推进效率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关键作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出止跌回升的势头，近五年、近四年、近三年、近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03%、1.99%、1.92%和1.98%o如果按照现在不断回升的增长势头，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到203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40%以上和50%以上，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
要素投入发展空间巨大。

一是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产生出巨大的资本形成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7年报告显示，我国工业化综合指数全国为84,东北为76,西部仅为58,甚至个别省份只有50,大约到2035年我国才能全面实现工业化。

按照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在加速工业化阶段，由于投资空间巨大，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发挥关键作用。

我国充裕的资本供给，为实现中高速增长提供有效支撑。

二是城镇化快速发展产生出巨大的人口流动红利。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猊实现城镇化即达到70%以上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按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4.38航十算，我国实现城镇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按照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城镇人口还将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集聚，如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城市群总人口约占全国的23.65归而美国、日本三大经济圈的人口比重分别为33%以上和50%以上。

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中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的集聚，为实现中高速增长不断释放城镇化红利。

三是新经济快速崛起产生出巨大的人才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的优化将会降低人口红利递减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影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大约在900万人左右，为新兴战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人才，保障了创新驱动发展高效快速推进。

四是自主创新步伐加快产生出巨大的技术红利。

按照我国创新发展战略规划，2023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与此相适应，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60%、70%和80%,2018年我国为58.5%,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有力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为加快释放技术红利，我国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如为掌握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实施的举国体制，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实施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人员评价体制、创新成果收益分配体制等系列改革，这就为我国到2050年顺利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了制度、体制机制保障。

五是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快速生成产生出巨大的要素红利。

随着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计算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我国抢抓历史机遇，在某些方面走到了世界前列，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经济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一是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构成的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增添强劲
动力。

2019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4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2.7%,而且2019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7.3驰，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9.8%,表现出新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新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按照国家发改委的
测算，我国新经济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2015年的8%提升到2023年的15%左右，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从1.4个百分点提高到2.8个百分点左右，这对我国经济转入持续稳定增长具有划时代意义。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算机的开发和运用，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4.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是城乡结构趋
于一体化。

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下，农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有力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有效实施；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城乡一体化产业链的加速构建，推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使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城乡联合攻关，推进了优质、安全、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使农业成为高收益产业；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等系列农村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使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和生活保障；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使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三是区域结构趋于协调化。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下，在全国层面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经济带为“四梁八柱”的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已经占全国总量的40%,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与美国、日本三大经济圈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8%和70%相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增长极。

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经济带已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2019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9%,对稳增长形成重要支撑。

四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趋于包容化。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领导方式不断绿色化，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同向同行的包容性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关闭污染企业，加大环境污染惩治力度，单位GDP碳排放大幅下降；生态建设投资大幅增长，2019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2%；清洁能源生产快速增长，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5年的18%提高到2019年的23.4%o这都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资源环境的有力保障。

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加快释放。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出台重大改革决定，201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2018年和2019年密集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成型，制度红利加快释放，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升至第31位，比上年上升15位。

二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我国经过艰辛探索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这一制度既可以发挥公有制主体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守住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又可以依靠非公有制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迸发，还可以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组合优势，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既可以通过按劳分配确保工资收入占比和劳动收入占比保持在合理水平，守住公平分配底线，又可以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激励，扩大技术、知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投入发展新经济，还可以通过完善要素分配机制，形成引领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市场体系；既可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守住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本方向，又可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范市场失灵造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还可以发挥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组合，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C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

按照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长期目标的如期实现，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现，为推动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提供强大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测算我国2023—205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未来变动，以具体的数量指标显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测算结果表明，2023—2035年我国将保持年均5%以上的增长，2036—2050年将保持年均4%左右的增长。

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