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研究综述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提高宣传能力，增强宣传效果，为推进农村村级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体系，广大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正在日益增强。

但是，一些地方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中，依然还存在着重形式、轻实效，制度不健全、决策不民主等诸多问题。

这不仅与我国农村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

实行村务公开不能图形式、走过场。

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坚持依照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运作。

凡是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凡是涉及到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必须全公开、真公开、实公开、早公开，真正解决问题，真正使群众满意。

同时，各地农村都应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积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把村务事项从办理结果的公开，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延伸。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权。

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亿万农民群众开展民主实践活动切实有效的场所。

因此，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要依据党的方针政策，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组织全体村民结合实际讨论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等，明确提出对经济管理、社会治安、移风易俗、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要求，并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村民行为，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增强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加强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民“一事一议”正在逐渐成为各村商议筹资筹劳、兴修水利、维护公路等公益事业的主要方式。

因此，不仅要明确村级民主决策的形式，而且要规范村级民主决策的程序。

凡是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必须按照决策程序提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实行民主决策，而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

同时，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

加强财务监督是村务管理的核心，因此，各地要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农村实际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普遍设立村民理财小组，具体负责对村财务收支监督，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要积极推行民主评议村干部工作制度，建立和完善村干部的激励约束制度。

不仅要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村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而且，评议结果要和村干部的使用和补贴标准直接挂钩。

加强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向来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因此，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诚如鲍勃.富兰克林（Bob Franklin）和其他一些人所言，政治传播在地区政府的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

（Franklin and Murphy，1991；Franklin，1994）
乡村政治传播研究：综合起来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围绕乡村政治传播的主体、内容、媒介三方面进行研究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成果主要有:方晓虹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版;许静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谢咏才、李红艳主编的《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祝建华的《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胡黎红的《电视与农村发展问题探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董育中的《对新时期农村电视节目的思考》，《新闻战线》，2002年第10期;黄鸣刚，边吟的《农村电视节目缺失现象的思考》，《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以及《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一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美」约翰逊著，展明辉、张金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研究
西方政治传播与国内政治传播与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政治传播语境存在非常大的不同。

因此，笔者对此研究的梳理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少数民族方面。

国外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博士柯克.约翰逊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从笔者收集的有限资料来看，国内对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研究仍然处于启蒙阶段，除了周海涛在《新闻界》2004年第三期发表的论文《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和谭华发表在《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的论文《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外，主要是融合在对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中。

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方晓红博士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成果《大众传媒与农村》（2002），相关成果有：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
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姚君喜博士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2005）、郭建斌博士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以及浙江大学吴飞博士的《》等，研究方法上以量化为主。

大众传媒政治功能：（1）大众媒介对政治意识文明的影响：
作为信息传播的副功能：信息时代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愈来愈大，通过媒介获取信息、休闲、娱乐，成为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

“这种依赖性所采取的是满足某些需要的形式……随着依赖性的不断增大，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改变各种态度和信念的可能性亦将愈来愈大。

”
——（美）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
主动的政治教化功能：人性的两种解读：性善论与性恶论。

柏拉图:“人类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公正和美德。

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

”所以,柏拉图非常重视教化。

通过教化，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塑造人性，净化人的灵魂，进而接近善，进入理想的理念世界。

利用教化，还能够克服人类行为的“过”与“不及”，促成中庸与和谐的美德，使社会各阶层、各成员，各守本分、相安无事。

当代中国对大众媒介功能的重视：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战线上的责任尤其重大。

”——邓小平著：《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地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江泽民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大众媒介与政治行为文明
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

通过行为可以折射出政治意识的基本取向和政治制度的总体规范。

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

政治文明的一切建构最终都要通过政治行为体现出来。

政治行为的具体形式：有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

这些行为总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和基本利益展开的，而且具有全局性、冲突性的特征。

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于秩序。

在秩序的范围内合法地行动，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是文明社会的政治常规。

虽然文明意味着有较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能逾矩。

美国学者路威指出：“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

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

”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的完美契合，让人类既享有高度的自由，同时又能够保持必要的秩序。

——（美）罗伯特·路威著：《文明与野蛮》
①平时对政治人行为的调节：榜样示范（正面负面）和典型宣传。

②非常时期对政治行为的调节：公共危机传播（如非典）、战争报道（影响政府决策和民众行为）。

③政治变革时期(政治动员)：
“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 ----毛泽东
理论仅仅能够说服人是远远不够的。

它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才能够变成物质的力量。

埃德温·埃默里就独立战争指出：“这场阶级斗争是由一群精明能干、善于辞令的…鼓动家‟们指导的——这的确是对这一冲突的性质的最好的说明。

因为要是没有这些阶级领袖的话，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真枪实弹的战争。

”他接着说：“如果将思想作为衡量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在1775年革命就已经完成，而战争只是捍卫这些思想的手段，使其不至被那些不肯接受新思想的人所扼杀。

”
辛亥革命前夕，詹大悲在其主持的《大江报》上先后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17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7月26日）。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

④舆论监督也是一种特殊的调节形式：监督的主要对象：权力者。

孟德斯鸠: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⑤大众媒介对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论证
媒介通过对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论证，来为统治者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⑥信息传播对政治行为空间的制约：
“倘若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的目的却在自给自足。

一个城邦，如果象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

为数有那么多的群众，谁能做他们的将领而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顿笃那样的嗓音，谁又能给他们传令？”
“关于人口方面所说的‘观察所能遍及’的条件，对土地方面也一样合适。

”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⑦信息传播对政治行为空间的制约：口语传播与部落、城邦政治相适应；手抄文字及印刷传播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电子、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

⑧政治文明对媒介行为的要求：专业精神、职业理想、社会责任感、社会服务。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

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马克思
（3）媒介发展与政治制度文明
所谓制度，可以理解成“为了满足群体的某种需要而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群体行动的结合物。

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的机构。

”
——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政治制度既是政治意识的承载者，又是政治行为的规范者。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即使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苏联的联邦制、台湾的特支费制度陷人于不义、中国大陆的制度安排：交通局长、银行、宣传部长）
（4）政治系统与媒介系统的关系安排
权力与媒介同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保持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与生产系统—商贸系统—管理系统。

早年马克思主张：第三种因素。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因素（第三种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

在报刊上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

权力控制媒体的动机：合法性论证、监控社会环境、政治动员、限制负面消息的披露、塑造政治形象、权力者利益的最大化。

媒体与权力关系的理想状态：不能太近、不能太远、引力与斥力的平衡。

（5）媒介发展与政治文明：
①传播是政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指出：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或者说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个神祗。

”
马克思主张:“人即使不象亚里斯多德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

”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说：“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

”
②媒介发展水平是衡量政治文明的尺度：“欲觇国家之强弱，无他道焉，则于其报章多寡良否而已。

”——梁启超
“各新闻纸为绝精之测量仪器，可以测其国，兼可分策其人。

国愈盛者，出报必愈多……人至极暗陋，必不阅报。

”——谭嗣同
③政治文明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政治文明越发达，信息需求越旺盛；发达的政治文明为媒介提供宽广的报道空间；媒介功能的充分发挥取决于政治的宽容、民主、自由、理性。

从国外研究情况看，一般认为，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始于北美的学术界，若从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PLazarsfeld)和贝尔森(B.Berenson)在美国出版的经典研究《人民的选择》(Thepeoples’ehoiee，1944)算起，到现在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根据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理论建构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多元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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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理论建构时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受到当时行为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将政治传播看作是政治系统的必要功能活动，多从过程的角度来研究政治传播，注重政治信息的传送与接收，本质上没有脱出控制论的窠臼。

这个时期主要的代表性学者和著作主要有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1962)，这本书结合了系统理论与控制理论的概念，对政府的运作与信息传送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成为政治传播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其后，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与鲍威尔合著了经典之作《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75)，以及同时期的拉斯韦尔与艾略拉合著的《政治传播:美国与印度政治精英的公共语言》(1969)则开启了比较政治传播研究的先河。

第二阶段实证研究期始自20世纪70年代。

这个时期政治传播与选举行为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则是从60年代便逐渐展开，到70年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媒介如何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

在此阶段产生了几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至今仍旧有相当的影响，它们是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Maxwell·E·Meeombs)、唐纳德·肖(Donald·L·ShaW)在研究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候最早提出的议题设置理论;1974年伊莱休·卡茨(E·Katz)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的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1976年，美国学者鲍尔·洛基奇(Sandra’Ball一Rokeaeh)和德弗勒(M·L.Defleur)提出的媒介依赖理论和由伊莉莎白·内尔纽曼(Elizabeth.Noelle一eumann)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

第三阶段多元发展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

回顾80年代以来的政治传播，此领域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引进了批判理论，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及政治经济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

国内有意识地开展政治传播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在对国外理论引进中展开的。

这一时期，学界不断引进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大约有十几本西方政治传播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李元书、郭镇之等几位学者撰文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介绍和论述。

同时这一时期学界也开始尝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

如邵培仁主编的《政治传播学》、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张桂珍主编的《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李希光主编的传媒与政治系列丛书等。

这方面最重要的两本书是邵培仁先生的《政治传播学》(1991)和张昆先生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传播学》这本著作一方面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了界定，从阐述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入手，叙述了政治传播学的构成、历史、现状和趋势，对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做了分析。

另一方面是提出了“整体互动”的研究模式。

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则试图
1参见彭怀恩;“序言”，《政治传播学》，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P3一7
“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全景式描述，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及其功能的调控，揭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

①该著作融合了众多中西方政治学、传播学理论，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从历史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当代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是国内同类型研究中一本较为出色的著作。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非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作了初步研究。

尹韵公、孙旭等学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现象。

另有少量论文探析了非语言符号的政治传播和政治语言的效果与意义。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出现，如:胡位钧的博士论文《现代国家中的政治沟通一中国社会政治整合的变迁与重构》(2003年)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规范性研究的著作，作者从政治沟通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框架中的政治整合问题给予了考察。

陈红梅博士的论文《网络传播与公众表达一一网上公众表达的现状与影响研究》(2005年)，结合文献研究和实证调查两种方法，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网络传播的实际运作状况出发，对网络上的公众表达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

谢岳的《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2005年)，以美国为案例，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民主社会中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对当代美国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宪政地位、公共舆论的作用以及媒体与民主政治的运作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他的另一部著作《当代中国政治沟通》(2006年)是一部关于中国政治传播的规范性研究著作，作者在中国这个语境里对政治沟通的动力、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会议制度、选举制度、文件制度、信访制度等作了细致的探讨。

从整体上看，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才刚刚开始，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引进和吸收还远未完成，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明显还缺乏多样性。

网络与政治的关系更是一个热门话题,学术界提出了网络政治学的概念,认为网络政治学是“新”的政治学,与以往的政治学相比,“新”体现在它是没有基点的政治学。

1.政治传播研究：对政治与传播的关注，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诸子百家，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与修辞学》、孟子和孙子。

不过。

对传播媒体和政治行为态度的系统性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其早期代表有李普曼、拉斯韦尔和拉扎斯菲尔德。

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是第一本系统论述媒体和舆论关系的著作，并首次提出议程设置概念（Agenda-setting），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W传播模式为此后政治传播的媒体效果研究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政治传播才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当时的研究是由社会学学者主导，着重于政治宣传与选举的实证研究。

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者开始投入这方面研究，从此研究的议题与方法也趋向多元化。

近30年来的政治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效果、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论述媒体内容设定受众的时事议程，并更进一步运用于媒体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框架的概念可用于辅助议程设置研究，促进其组织能力和预测能力，两个理论合并使用有助于学者更加了解媒体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自1980年许多质化与批判的研究方法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渐露头角，量化的系统分析仍占重要地位，问卷调查为最主流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和实验法因能提供问卷调查所不足也颇受学者青睐。

西方的传播研究中，传播科技是主导研究走向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受众不再被动地接收媒体信息，不同于以往媒体信息受控于政治人物和传统媒体守门人，互联网提供给受众一个发表意见的管道，政治人物与民众可以再网络的世界直接对谈，新的传播科技使传媒日渐个人化，政党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