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知识分子众生相

旧时代知识分子众生相

首先我想剖析一下我要论述的命题。

我们所谓的“旧社会”，是指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农业社会”或者“乡村社会”，这种社会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或新中国建国以前）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

那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具体指代怎样的一个人群呢？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历史的文化范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解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与西方人的理解不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群体，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被划归到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的行列。

因而简单的说，我要写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从事近代学术研究、创办企业或投身国家的那群学者的生活表现与面貌。

说到此处呢，就不得不提及旧社会的社会形势以及其周边的具体环境。在新旧社会背面，横亘着的是群众性仇恨和紧张。虽然，所有政权的合法性，都既与它的得来相关，也与它的运转相关。但这一标记轻而易举地用现实存在否定了合理性追问，阻断、拒绝了所有对当下政治的质疑、批评，在“他们/我们”、“敌/我”的裁断高度面前，所有质疑、批评都被政治化了，都有与前政权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的嫌疑。曾有很多人在旧社会前面冠以“万恶的”粘合成为“万恶的旧社会”固定词组。另一个固定词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可想而知旧社会的现状是当代人难以言状和想象的。

社会呈现出整体反动性，在这个社会得势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讲人道、行仁政，缺乏积极的社会氛围、建设性的全民和解；对服务于它的政府人员、律师、报人、教师等知识分子，都视为旧人员而犯有原罪，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甚至学术技能都是有问题的，伴随不断运动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他们的毕生功课；大多数起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美学、性学都被一竿子打死，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系科被撤消（北京政法学院等法律教育机构一律被撤消），教授被转行，学说被批判，图书被封存；超越阶级界限、粘合力极强且拥有自治权的民间中层组织（武训兴办的义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当成封建性的族权——宗族（又称为氏族）加以取缔……

鲁迅作为旧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自己也曾叙写过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可见那同样是他思考社会的反映。通过冷静地观察，他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中最先觉悟的阶层，在“五四”和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加深切地了解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有深中封建科举之毒、充满旧文人酸腐气味的人，也有对封建制度有着清楚认识而努力抗争的人。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折射出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的状态：一心想爬上上层社会，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腐朽的科举制度粉碎了他们的迷梦。孔乙己满身都带有旧文人的酸腐气味。他穿的是又脏又破的长衫；对人说话，满口之乎者也，“多乎哉，不多也。”时时想在人面前卖弄学问，要教小孩茴香豆的茴字四种写法。他自己被人讥笑、摧残，却毫不觉醒，终

而致于被举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在颓唐中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封建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努力抗争的斗士。狂人面临着封建统治者及其卫道士的迫害毫无惧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夏瑜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令人佩服。然而他们自身存在的弱点注定他们必然失败。斗争策略是孤军奋战，这怎么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权呢？

高尔基曾经给知识分子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这是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在中国人的语汇中，“清高”是一个常常用之于文化人的贬称。说某人清高，大体上是说他脱离群众，不近人情，甚至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实际上，清者，洁身自好，出于污泥而不染；高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也。比起恣性任情，放达不羁，敢怒敢骂的“狂狷”之士，“清高者”也许消极了些，但“清高”毕竟不失为一种“操守”，特别是在俗气弥漫、市侩丛生的世风中，“清高”是可贵的。可恶的是“假清高”：表面上岸然矜持，暗地里蝇营狗苟。我想，旧社会这样的文人不在少数。

知识分子向往自由，反对任何的权威与中心，但在内心深处，几乎天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自视甚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时时在向往出人头地，总在梦想着自己成为权威或中心。与之相关，争名夺利，互相挤兑的劣迹丑行，在知识分子中也就最为突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甚至形成了对官场与权力的病态向往。中国儒家将“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视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而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这“功”便主要是“官功”。争斗的结果常常是：得志者则盛气凌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落魄者则悲观郁闷，慨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历史上，那些声称厌恶仕途，以归隐自慰之诗文，大多正不过是官场失意之后的无可奈何之呻吟。

知识分子最向往自由宽容，而又最容易盲从时势，自相摧残，爆发“窝里斗”。在“反右”与“文革”期间，即可常见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类表演。请看舒芜亲眼目睹的批胡风时有关作家的表现：“在王任叔直接领导的机关内的运动中，他对于斗聂绀弩格外起劲，大会上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运动后期，所谓‘思想建设阶段’，他又领导批评古典文学编辑室是‘独立王国’，据说我是‘左丞”，张友鸾是‘右相’，还有几个‘臣民’，我们虽非‘反革命’，但是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最后，聂绀弩不定为‘胡风分子’，隔离审查不了了之；可是‘独立王国’之说并未宣布平反，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几个主要编辑人员，似乎仍然是作为‘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在王任叔的直接管辖下，灰溜溜地过日子。”(舒芜《〈回归五四〉后序》)可悲的是，在中国当代史上，知识分子中的许多整人者，到头来又往往同样难逃被别的知识分子整治的厄运。王任叔先生，就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了别一些作家的揭发批判，而终于惨遭迫害而死的；而最早站出来揭发胡风的，不又正是此时遭到王任叔整治的舒芜先生吗？

知识分子，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而应该是对那些既有知识又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的尊称；知识分子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培育者，也是先进文化的传承者与实践者；知识分子，应该是人类的良心，应该是一种有社会责任感、人类责任感的人，是勇于求索真理，有着嫉恶如仇、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的人。这样一种重在求索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精神，是在一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中传承着的，议古论今，只有当代的知识分子内心始终秉持这样的信念，我们生存的社会齿轮才能一如既往的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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