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系列】张志烈：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

张志烈：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

——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张志烈会长

钟永新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张志烈教授访谈（钟永新摄2013年6月2日）

【人物简介】张志烈，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著作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被学术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

【阅读提示】

◆把历史有关记载和前人有关研究全部熟悉后，才能开始你的研究。

◆东坡文化精神的根本所在：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从核心价值观相通和审美感悟力相通来探讨杜甫和苏轼精神特质的契合，对于深刻理解两位文化巨人的全部文化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学力求鸿博、精审、打通

钟永新：张会长，您好，您是唐宋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曾师从庞石帚、杨明照、屈守元等蜀中名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老辈学人对您走上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有那些主要的学术启迪？

张志烈：我毕业于温江中学，后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上世纪60年代的川师中文系可谓良师满庭，有屈守元、汤炳正、王文才、雷履平、王仲镛、徐仁甫等诸先生。我们除受业师长而外，更多须自我觉醒，去跋涉书山，伐柯琼林，采珠大海。当时我曾自撰小令词《西江月》“清风明月半壶茶，哪管长冬短夏”借以抒怀。1963年国家公布招收研究生，于是我以师范应届毕业生资格去应考，经笔试、论文、面试答辩，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教授的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生，1964年庞先生病逝后，转由杨明照和邱俊鹏两位教授指导直到毕业。

庞石帚先生在指导我读研究生时，除听规定课程外，还要求我从头到尾读《文选》，不懂的再去问他。一次，我读到纬书的书名，不知何意，就去问庞先生。先生时年近七十，又患哮喘病，坐在躺椅上，给我讲了一个

多小时，把纬书产生的由来、内容、分类、流传和研究状况给我讲解清楚。末了对我说：“这些问题，一次解决，以后就别问了。读过的书，要记住，不然无法运用。”这次谈话，给我很深的启示。

杨明照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教研室主任，我开始从事初唐四杰研究时，杨先生对我说：“你必须把四杰全部著作读完读懂，把历史有关记载和前人有关研究全部熟悉，才能开始你的研究。”以后研究问题，我都力争这样去做。

屈守元先生是我读川师本科时的中文系主任，读二年级时，他叫我把《资治通鉴》从头到尾点读一遍。说“中国古代文学产生在中国历史社会，不弄清这几千年历史，你怎么能研究？”点读完《资治通鉴》后，我从中悟到很多东西。

三位老师对我的指导大体是相通的，归纳起来，有三点最为突出：

一是要追求鸿博。做学问要眼光高远，视角闳阔，材料丰富，证据确凿。如庞石帚先生的《国故论衡疏证》，对章太炎原著所涉及的经子文史以至佛典、域外之书，都为之寻根究底，辨别是非，并且对章书中的一字一句，无不沿波讨源，理解冰释。

二是要追求精审。作为文本基础的一字一词，皆当穷其原委，而务必精细准确。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两书，其特点是每校改一字，皆能如钉钉木，不可移易，这是从事文献校注应努力达到的目标。

三是要追求打通。就是要能熔铸百家，贯穿古今，会通中外。章太炎学术即有此特点，故庞石帚先生的《国故论衡疏证》必然循其思理，着力处处打通。屈守元先生的《韩诗外传笺疏》也有此特点。《诗经》经孔子删定，属儒家经典，实际情况是道、墨、名法，九流十家，莫不传习，韩婴编《外传》，不能不博采诸家，《笺疏》寻义深探，自然更是要汇百家而贯古今了。

还有一点，三位老师的代表性著作，皆是真积力久的成果。庞石帚先生就自言，他花了十年时间研读完章太炎的全部著作后才完成《疏证》，而且到晚年还在修订。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屈先生的《韩诗外传笺疏》，原本都是他们大学毕业时的论文，真正出版面世都是在晚年了，这里寄寓着对后辈不言自明的身教。

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钟永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开展了许多颇具影响的学术研讨和文化活动，您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会长，能否谈谈在当今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弘扬东坡精神，传播东坡文化"的意义所在？

张志烈：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从平生著述之宏富，作品流播之广远，喜爱读者之众多，研究探索之热烈，对中国及世界人文精神影响之深入巨大等方面看，都永恒地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其一，从“文学艺术”角度看，苏轼是顶级的多能文艺大师。

他的散文包罗宏富，气势纵横，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代表了北

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他的诗摆脱束缚，发抒自由，命意新，体物工，语句畅达而精炼准确，比喻丰富而贴切新鲜，是宋诗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代表。

他的词内容博大，风格多样，极豪雄刚健之致而无叫嚣，极深婉缠绵之思而不细碎，开拓了词坛豪放清旷一派。

他的书法丰腴跌宕，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冠。

他的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湖州竹派”的代表，竹石自成一格，开文人画的先路。

其二，从“文化”角度看，苏轼是具有多领域学识和多方面贡献的功勋学者。

举凡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论、画论、书论到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他都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认识。

实际上，东坡一生都在广泛学习、独立思考、勤奋写作。在他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与《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和立身行事的生活实践中，处处都贯穿着他进步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全部东坡文化精神的根本所在。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

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就记载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他10岁时，在母亲的教育下，就立志把汉代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而牺牲的范滂作为自己的榜样。儒家“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基本思想，在《书传》中对此作了很多发挥，如在解释“五子之歌”时说：“民可近者，言民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