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和他的“信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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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天演论·译例》中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1.对“信、达”的理解与认识 人们对“信达雅”的批评主要体现在“雅”上。有人认
为严复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 古雅”,认为严复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 毋宁失真”,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张培基,2002:3)。这样理解是不够全面和公正的。
毛泽东曾经列举过4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的代表人物,其他三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声名显赫的时 代弄潮儿,只有他,严复是一位默默耕耘的学者。
1918年回福州养病,1921年10月病逝,享年67岁。
著作: 天演论序《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犟》,《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赫胥黎, 1896年~1898年 《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and Nations ), 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 ,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 ),甄克斯,1903年
但是,绝对意义上的完全的“信”也是不可求的,因为语 言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别。若按照“信达雅”的标准来严格 衡量,恐怕没有一部译作能达到完全的“信”,包括严复本 人的译作。我们从严复本人从A System of Logic(《穆勒名 学》)的Introduction的译文片段中可见一斑:
They may all be regarded as contrivances for enabling a person to know the truths which are needful to him, and to know them at the precise moment at which they are needful. Other purposes, indeed, are also served by these operations; for instance, that of imparting our knowledge to others. But, viewed with regard to this purpose, they have never been considered as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logician. The sole object of Logic is the guidance of one's own thoughts……
对于“信、达”的解释,一般没有多少异议。严复说:“译 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 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这句话已清楚地说明信与达的 辩证关系。严复还有更详细的解释:“至原文词理本深,难 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张培基)严复认为“信”和“达” 是不可分割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 是以求原意明显,即达原文之意,二者是统一的。“信”是 基础,信其形达其意,若不“信”,“达”便无从谈起, “雅”也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哲学家艾思奇认为, 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基本的基础,‘达’和 ‘雅’的对于‘信’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 最近我为《堂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 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恰当德文字或更恰当 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 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 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德字’(le mot juste)。用 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 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 这‘是雅杨’绛也女可士。的”翻译经验之谈,她在翻译中发现译文只做到 “信、达”还不够,还缺少一个更高要求,即“贴切”和“恰 当”,也就是“雅”。
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创办的《国闻报》和协助创办的北
京通艺学堂被查封。此后,他主要精力用在翻译西方学术论
著,陆续译成《原富》、《君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
《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等著作,系统介绍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他的译书态度严谨,语言朴素简洁,提 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北京 大学)总纂。1905年在伦敦会见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看法。 次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担任第二任校长。 同年又任安徽师范学堂校长,1909年被赐予文科进土。 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海军部协都统(副部长)等职,翌年 任海军部一等参谋官。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第一 任)校长,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同年参加发起 “孔教会”,提倡尊孔读经,思想倾向守旧。1914年,任约 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列名“筹 委会”。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信”还需屈 从于“用”,这便是主观上的事情了。这种译文中主观改变 原文的内容、事实、文体的行为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许多情 况属于译者无奈的选择。
2.对“雅”的理解与认识 对“雅”的理解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不少名家从不同的角 度对“雅”作出阐释。 杨绛女士在“失败的经验——谈谈翻译”(因难见巧:78) 一文中谈到:
《法意》(The Spirit of Laws ),孟德斯鸠,1904年~ 1909年
《名学浅说》(Logic, in The Science Primers) ,耶方斯, 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壄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叶君健对“雅”字就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信’和‘达’ 属于技术范畴,但‘雅’则牵扯到译者的个性、品质和修养。 没有‘雅’,译文也就没有了个性。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 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具有个性。一部文 学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时,最低的要求当然是‘信’ 和‘达’,但是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 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罗新璋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的一面须兼顾的,理 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他认为:译诗文小 说之类,“于达用之外,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因此,他赞成林语堂先生提出的“美的标准”,他认为这种 提法是从严复的“雅”生发而来,是明确提出了“翻译艺术 上的问题”。这是从艺术角度对“雅”和“美”作出的阐释。
可以说叶先生对“雅”字的理解有了升华,这种升华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也说明对翻译的要求从最基本的 “信”、“达”的重视上升到对质量的重视。也就是说现 在人们对翻译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忠实和通顺的层面上,而 更注重于质量,这种对质量的追求除了表现在语言要通顺、 要美以外,更表现在对原作的文字特色和对原作的精神的 追求上。例如:
把“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不是很恰当。如果说是 标准,我们搞翻译,都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说 明不合格,试问有几篇译文,既不译著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 所以,作为一个目标来理解更为合适。因为。一个人所定的 追求目标,自己不一定能够达到,它可以是一个努力方向。
就像主张直译的人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只用直译法,主张意 译的人不可能只用意译法是一个道理。严复可能由于当时的 各种局限没能给予其“信达雅”以完善的解释,但是我们可 以给予“信达雅”以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理解、解释和定 位,尤其是对“雅”字的理解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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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译文已经达到了“信”和“达”的要求,但原文是 非常简洁明快的谚语,而译文则是非常平常的一句话,其 语言风格和特点与原文根本不一致。这便是缺少了对“雅” 的追求。
3.求“雅”才能使译文达到神形兼备
“雅”实际上是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一些特 殊情况要译得神形兼备很难做到的,但好多以前被认为不 可能达到的情况后来都达到了,或者说接近了神形兼备。 而这些“神形兼备”的例子都是在兼顾了“雅”才做到的。
严复和他的“信达雅”
严复(1854—1921),福州人,初名传初、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 晚年号愈懋老人。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船政后学堂驾驶专业,1871年毕业。1877年选 为第1届留学生赴英留学,课余精心考察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研究资产阶 级政治学说,比较“中学”、“西学”异同。1879年归国,任船政后学 堂教官,次年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官,曾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 1889年升任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翌年,升任总办(校长), 前后任教达20年。甲午战争后,痛感民族危亡日重,开始探索利用新兴 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寻找救国道路。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第1篇 政治论文《论世变之丞》,提出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等观念,随后 继续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提倡开民智、鼓 民力、新民德,批判“君权神授”提出“天赋人权”理论。1897年,在 天津创办《国闻报》。1898年译成《天演论》(今译作《进化论与伦理 学》)正式出版问世,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唤 起人民救亡图存,反对顽固保守,提倡新学,废除科举,实行变法革新, 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等主张,震动整个思想界,影响极大。同年6月,光绪 皇帝下诏变法,7月接见严复,访以新政大事。
我们从原文以及两种译文知道对比中可以看出,严译无 论在内容,还是在上都有较大出入,风格也大相迥异,都没 有体现出“信”。然而,可能在严复的心中,“真”不仅是 一种自然真理,而且是一种道德知识。穆勒的主观论的逻辑 学在严译中被赋予了道德含义,并与入学的“为己”与“设 教”观念产生了内在的联系。难道严复认为这都是“信”的 内含吗?可以看出,严复的“信”主要服务于“用”。所以, 真正的“信”也是难以求的。在翻译过程中尽量接近“信”, 但客观上完全达到“信”是不可能的。所以,“信达雅”应 该是译者努力的目标。如此,译作才会逐步接近这个目标, 但是永远不会达到目标。
人之生也,非诚无以自存,非诚无以接物。而求诚 之道,名学言之。夫求诚所以自为也,而有时乎为 人。为人奈何? 设教是已。教人常以言词。然其 术非名学之所治。名学所治者。不外一己用思求诚 之所当然。
(严复《穆勒名学》部首引论,P.4-5)
比较王晖的翻译:
它们(指逻辑学的命名、分类、定义及其他程序) 可以被看作是一些设计,这些设计使人能够了解 他所必需的真。这. 些真在特定时刻为他们所需要。 这些程序也服务于其他的目的;例如,把我们的 知识传递给别人。但是,就这个目的而言,它们 从未在逻辑学的范围内被考虑。逻辑学的唯一目 的是指导个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