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宗教词语翻译看民族文化保护

从《红楼梦》宗教词语的翻译看民族文化的保护
摘要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者们应本着尊重和保存各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极推动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性。

本文从目的论的视角，对《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部分宗教词语进行对比分析。

两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本文认为异化策略在保存民族文化特色和传播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可能更为有效。

关键词：《红楼梦》宗教词语翻译策略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经过学者和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我们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日益迅速的全球化与文化融合的过程给文化翻译注入了活力。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其文学成就迄今无人能够超越，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则认为它是了解中国文化最直接的方式，这部文学名著已被译成英、法、德、日等20多种文字，而英译本已达十数种，其中又以两个完整译本——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戴维·霍克斯的译本最为出名。

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讨论两位译者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主要翻译策略，以及哪种策略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时更为有效。

二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项
有目的的交际活动。

该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赖斯、费米尔和诺德等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费米尔的理论中，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

“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以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

芬兰学者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发展了费米尔的目的论，在他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

诺德提出翻译行为有3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及交际性。

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文不可能在各方面都与原文达成一致，这就要求翻译者们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制定翻译策略。

1995年，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文中提出了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

异化法强调译文应如实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而归化法强调译文与原作对等的表现力。

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策略运用的重要原因，目的不同，手段、方法的选择便不同。

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受外文出版社的委托，其宗旨是向译语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译者本人来说也认为应该让外国
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而霍克斯基于要与译语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在翻译过程中，处处考虑如何使译语读者便于欣赏这部作品。

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译者在对原文文化信息的微观处理上，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本忠实于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原文文本为中心采用异化策略，以期译文可以和原著一样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而霍译本着眼于译入语的文化特色，以译入语的读者为中心采用了归化策略，努力为读者除掉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把一切的陌生变为熟识，甚至不惜牺牲原文的一些文化色彩。

下面是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摘录的有关宗教文化信息的例子，做粗略的分析并加以对比。

三《红楼梦》宗教词语翻译对比
宗教是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积淀，对民族的生产生活、礼仪风俗、社会制度、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特别是艺术作品有深刻的影响。

作为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字里行间渗透了儒教、佛教和道教诡异神秘、飘逸空灵的色彩。

翻译其中的宗教文化信息需要特别慎重，以避免文化误读和意象失落、变异。

对于《红楼梦》宗教文化词语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思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效果自然不同。

例1：世人都晓神仙好。

（《好了歌》）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霍译：ma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好了歌》是《红楼梦》的点题之作，“跛足道人”通过朴实无
华的语言，明白晓畅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和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并根据道教超然的“出世”态度，对儒教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给予无情的嘲讽。

无论是功名富贵，还是情色依恋，或父子人伦都是儒家所看重的人生价值，而道家的“神仙”——无欲无求、自由自在这一典型意象对儒家做了根本否定。

《好了歌》的主题是概念隐喻：色即是空（佛家），色即是无（道家）。

这里“色”是指人们在尘世的各种欲望表现，概而论之，指佛教所称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污染心性。

《好了歌》的主题思想是：功名富贵与情色是“尘网”，尘世的碌碌众生为各种欲望驱使，追名逐利，到头来一切成空——虚无。

看透了这样的人生，还不如自由自在，无欲无求，做个神仙，摆脱欲望的桎梏，超脱尘网。

《好了歌》的寓意颇为深刻，它宣扬了道教的“清静无为”与佛教的“四大皆空”思想。

道教的最高境界是修炼得道后成神仙（immortals），其他一切皆虚无缥缈。

从此可看出，杨译反映了中国道教文化和佛教思想。

霍克斯在译文中建构的隐喻结构表现为：salvation（救恩）和人的各种在世活动相对立，译者试图表现的主题是“现世的享乐与灵魂的得救之间的矛盾”，显然对原作的概念隐喻进行了归化处理，更多地关注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原型及对异族文化的接受性。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中不同的两大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集儒、释、道于一体的文化。

也就是说，
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道家的“自在无为”、“复归于朴”的道德理想和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学说教义，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体系。

这种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封闭内向与自省反思的鲜明特征，其中的“天人合一”、“世界皆空”等思想理念，与西方文化对上帝的绝对服从是截然相反的。

例2：《妙玉判词》。

《妙玉判词》以妙玉的结局体现了佛教的色空、厌世、灭欲和因果报应论，以及道教的虚幻无常，集中体现汉民族的若干宗教文化意象。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质玉，终掉泥淖中。

”“洁”即“净”，佛祖之地为净土，却还有妙玉嫌世尘污浊而带发修行以洁身自好、操守清白的意思。

杨译chastity 取其“纯洁、贞洁”之意，既意合“妙玉”中“玉”之纯洁，又隐含对性观念、性道德的宗教评价，即妙玉情欲未断，心地不净。

霍译的spotlessness，似多表名声、性格、行为的无邪，文化意象有所脱落。

“空”即佛教“四大皆空”，妙玉乃遁入空门，皈依佛教。

杨译“空”为selusion，传达了宦门女子脱离红尘，隐入佛门的文化内涵；霍译otherworldliness虽符合佛教出世的人生观，但未能表达妙玉后来出家之意。

“可怜”承上启下，颇有情感意味。

妙玉本出生苏州仕宦人家，自幼多病，父母双亡。

她带发修行，正当妙龄，又精通文墨。

可这块“美玉”身在佛门，心系红尘。

妙玉暗恋“宝玉”，不洁又不空，命运极惨。

作者慈悲为怀、惋惜不幸，故怜之；命运无常，红颜薄命，故怜之；妙玉因情作孽，沦陷污泥，故怜之。

杨宪益用alas译“可怜”，寓意丰富，霍译则根本未译出
这重要的宗教情感内涵和深切的人文终极关怀。

四对民族文化保护的理论思考
本文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引下，发现杨宪益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手段；霍克斯则以愉悦读者为目的，采取以归化为主的翻译手段，而异化策略在保存民族文化特色和传播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更为有效。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归化、异化的论战已演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交锋，弱势文化与强权文化的交锋，抑或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交锋。

”对此，翻译工作者必须要有历史感、现实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翻译传播是一种文化互惠行为，其表现方法——归化和异化也存在互惠互补的关系，不存在谁依附谁、谁从属谁的单向转换。

当前的全球化是争取文化多元发展的全球化，要促进这样的全球化，绝不是文化隔绝所能做到的。

如果说公元前500-700年之间，以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旧约诗篇等为代表的“第一轴心时代”，中国、希腊、印度、希伯莱等主要文化基本上是互不相通、各自发展的，那么，经历了时空巨变之后的当前的“第二轴心时代”，不同文化的相互隔绝已根本不可能。

正如华裔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所言，文化乃是集体的成果，是人类共享的财富。

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正是他们构成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生生不息的代代繁衍。

这种独特性如果缺少了和其它独特性之间的交流的话，那么，它就会
失去意义，就无法显现，更无法绚丽绽放。

这就是说，文化交流不仅是全球多元共生的途径，而且是文化存在本身的根本形式，而翻译活动就是最好的文化交流之一。

东方文化作为弱势的边缘文化，更需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话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文化交流中保持一种平等的心态。

不少西方人固执地、也许并不带恶意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优越，应该改变和统率其他民族的文化。

要改变这种心态，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意大利一位研究跨文化文学现象的学者——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gnisci）教授特别指出，要改变这种“西方中心”思想，必需通过一个他称为“苦修”（askesis）的过程。

他说：“我们必须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

”另一方面，许多过去被压抑的民族，由于十分敏感于捍卫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至保守、封闭，拒绝一切对话，结果是自身文化的停滞和衰竭。

要消除这样的心态，同样是一个“苦修“的过程。

在这方面，古典文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历史证明任何伟大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的生、死、爱、欲等古今人类共同的话题，而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

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不管作者是否愿意，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带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读时，读者
一方面带有自身的文化先见，一方面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产生了新的阐释。

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得到共识，形成共同的话语。

五小结
当前，中国文化翻译产品交流仍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不正常交流，东方文化一定程度上遭受西方强势文化和语言文化霸权的压抑和消解，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民族文化处于趋同化和趋异化的紧张和矛盾之中，特别是在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归化趋同的形势下，对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研究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 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徐缉熙、孙逊：《〈红楼梦〉鉴赏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

[3] 陈晓勇：《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主体意识》，《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 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5] 乐黛云：《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作者简介：朱耕，女，1970—，河南汝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英文化对比、英语教学，工作单位：黄淮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