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及重要教育思想概述中国篇

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及重要教育思想概述

（中国篇）

汤永胜

1、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一书中。

孔子的教育思想：一、“性相近”，“习相远”的教育作用论。认为人的先天素质差别很小，人性的差别主要是由教育和习染的不同而造成的，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二、“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论。孔子适应当时新兴士阶层的政治要求，创设私学，把以前贵簇独占的文化传授给平民，只要“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三、“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的教育价值论。教育的价值在于：“克已”、“复礼”、“当仁”。却克制自己的欲求，按照周礼行事，最后当于“仁”。四、诗、书、礼、乐的教育内容说。其中，孔子特别强调了学《诗》的重要性，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五、教学方法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与思结合、身体力行等几个方面反映的都是孔子在教学方法上的创造。因材施教讲的是要根据学生个性才能的特点来讲来施教。启发诱导了学生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与思结合的名言。身体力行则强调了为学的功效，不在于言辩，而在于躬行，躬行的严格、要求则是“择善而从”、“过，则勿惮改”。

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境界论。

2、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丘之孙，名伋）之门人，其思想学说成为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思孟学派。孟子持“性善说”，宣扬“王道”，倡言“仁政”。孟子持性善论，此其教思想之理论基础。

人性本善，善有“四端”，即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与非人的界线。“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善端”扩而充之，便形成仁、义、礼、智“四德”。“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为是我所固有，所以不学而会，不学而能，是谓“良知”、“良能”。“四德”以“仁”、“义”的节文，“智”是对“仁”、“义”的了解与自觉。讲仁义，目的在实施“仁政”、达于“王道”。“王道”与“霸道”对立，故“仁政”重教：“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性虽善，可后天的教育还是重要的。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过，孟子所说的教育主要在于“反求诸已“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在教学思想上，孟子主张坚持标准，主动自得。“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这是讲标准、规矩；“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这是强调为学贵在主动自得。在教学方法上，孟子也提出了“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以及“盈科而后进”等思想。

3、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又称孙卿，战国末赵人。《劝学》篇较系统地阐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荀子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后天“善假于物”以及“教使之然”的结果。由此肯定环境和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蓬能长直、白沙变黑、香芷发臭，均是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现象的启示就是：“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篇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成人”，途径是坚持“德操”。《劝学》篇也提示了学习上的一些规律，例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即是说，学习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出发，完

全超过前人。另外，《劝学》篇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例如，“积善成德”、“用心专一”、“锲而不舍”、“学莫便乎近其人”、“好其人”的思想，等等。

《性恶》篇专论人性问题，集中批判孟轲的“性善论”，系统地阐述了荀况自己的“性恶论”的基本主张。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主张只要扩充人性中原有的“善端”，即可成为“圣人”；而荀子强调人的本性中虽无“善端”，但有学习“礼义”的能力。既然“仁义”的能力。既然“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那么，涂之人也当有“可以为禹”之可能。但是，可以为禹，却未必能为禹。“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变可能为现实，关键在后天的努力。所以，荀子鼓励、告诫人们要“伏术为学，专心一志”。

4、《礼记》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礼记》详细记录了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对古代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乃至妇幼教育等，均作了全面总结，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记》中的《学记》为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也包含荀子的思想影响。《学记》对我国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教育专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故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明确了教育的目的的作用。此外，《学记》也分析了教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命题，深化了古代的教学思想。从《学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学体制已相当完备，教学规则也相当周密，教学内容丰富，且有严密的考核制度。

《礼记》中的《中庸》（节选）也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有些地方概括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含有积极的因素。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的核心是解释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把学习过程分为由知到行的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者为“达知”，后者为“践行”。《中庸》把“知”分为三种：“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者所代表的智力和身份不同，知的程度亦有深浅，但其“知之”的目的“一也”。

《礼记》中的《大学》一般认为也是儒家思孟不派的作品，但其中也有荀况学派的影响。《大学》通篇的主旨在于说明“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起句即点明了大学教育的三纲领。“明明德”，就是要通过存养的工夫，把天生的“明德”发扬光大，达到修已之目的。修已为治人，所以要“亲民”，“亲民”体现了儒家德治与仁政思相；朱熹作“新民”，意为推已及人，亦全乎儒家“修已治人”思想。“止于至善”则昌最高目标。何谓“至善”？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昌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也是先秦儒家论理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为实现三纲领，《大学》推出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关键在修身。因为儒家认为修已才能治人，统治者必须先修其身，才能治国平天下。在此，《大学》首次明确指出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并突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治而后天下平”，“平天下在治其国”。欲平天下，须讲“絜矩之道”。所谓“絜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一句话，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身教原则和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只要君子有“絜矩之道”。即可做到上下相安，秩序稳定，国治而天下平

5、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