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的再认识_兼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Ξ　收稿日期:2005-12-27

作者简介:胡榕(1966-),女,江西南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

【语言文学】

翻译理论的再认识

Ξ

———兼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胡　榕

(重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50)

摘要:分析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翻译理论的认识误区及其根源,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的角

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评价和定位,论述并肯定了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对理论研究中错误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反省。关　键　词:翻译理论;翻译实践;认识误区;经验;再认识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24(2006)07-0135-02

R econsideration on Translation Theory

als 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HU R ong

(School of F 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 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0,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causes ,evaluates and

orientates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discusses and affirm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reconsiders the wrong guiding thought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K ey w ords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 ;misunderstanding ;experience ;reconsideration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方式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已获得广泛共识。然而针对翻译实践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且不仅滞后,更有对翻译理论的质疑,进而带来各种对翻译理论的错误认识。

质疑之一直指翻译理论之必要性,或认为翻译理论无异于一纸空谈,毫无用处;或认为翻译理论给翻译实践无端戴上桎梏,束缚了翻译行为。无论说法如何,其观点的根本就在于认为理论无用。质疑之二针对翻译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影响。不少人认为翻译理论是应该直接作用于或指导于实践的,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理论就不是好理

论。而多数翻译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都不是好的理论。质疑之三涉及翻译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认为经验的实体性胜过理论的抽象性,更有利于翻译目标的实现。

上述对翻译理论的错误认识并非空穴来风。究其实质和根源,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首先产生于为数不少的翻译活动实践者。他们所持的翻译理论无用论的观点的主要支撑,便是译史中那些无理论支持,仅依赖经验却能将译事做得有声有色,出类拔萃的案例。另一论据与我国新文化时期翻译标准的提出者严复有关。他们指出若将严复自己制定的所谓翻译标准去量度他的译作《天演论》,则会发现一个在理论上对翻

第20卷　第7期V ol.20　N o.7重　庆　工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 echnology

2006年7月Jul.2006

译说来头头是道的理论家,其译作却十分苍白,可见理论是无益于实践的。又有人拿出翻译标准制定的过程虽经一波三折仍无最终定论的事实作为依据,推断既然严复所谓“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局限性、落后性、模糊性已被确认,而梁实秋、赵景深等人主张的“宁错务顺”及其对立面鲁迅、瞿秋白等提出的“宁信不顺”的原则,以及后来的种种翻译标准都已被认为或错误,或偏激,或片面,或抽象,那么,作为理论意义上的翻译标准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并由此得出结论:翻译不需要理论。在此,笔者认为必须正视一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学术上的论争,其基调应是健康的、公平的、开放的。否则,这种论争将不仅不利于理论研究和发展,也同样不利于实践的广泛深入和进步。因此,任何人的话语权在学术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通俗点说,一个厨艺甚差的人当然同样应该有权拥有自己的口味偏好,有权对任何厨师的厨艺做客观评价。

其次源自功利主义的心态。所谓功利主义心态,反映在对待翻译理论的态度上,就是将理论研究的结果直接拿到实践中去,看其能否解决翻译过程中遭遇的“怎么译”的问题。殊不知,这是对理论的本质和特点的误解。这种误解不仅局限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将翻译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从而导致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滞后,制约了翻译活动的影响。

上文提到的对翻译理论的第3质疑和错误认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某些理论研究者的不恰当的误导甚至是错误的所谓研究行为。理论研究不同于实践活动的对象和指向当然决定了理论相对较高的抽象性,但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一种极不正确的治学态度。有理论家脱离实践这一根基,凭空想象,闭门造车,由抽象到抽象,炮制理论;也有理论家喜欢故弄玄虚,使用生涩的语言,制造理论述语(虽然术语是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理论营造一种曲高和寡的局面,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标和理想。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必然致使人们对真正的价值、有意义的翻译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敌视。

当翻译理论面临种种认识上的、学术上的危机时,有必要对其功能和意义进行客观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这个认识过程毫无疑问要涉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似乎都被看成一对“冤家”,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恰恰是因为两者的矛盾,才能肯定其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怎么讲?

不妨先看看理论和经验的共性和差异。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不同符号体系的差异,以及由此辐射出来的认知差异、审美心理差异、文化差异等。如何尽量减小差异,缩短目的语和原语在各个层面的距离?为了解决问题,译者当然会有意无意地利用各种技巧、方法,依靠自己以往的经验。可见经验在翻译实践中的确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经验的有效性通常只针对某一时、某一语境的翻译,解决一些零散的、局部的问题。如此看来,要想对翻译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各类现象和问题有所认识和理解,更可行的做法是将零散的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并加以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经验上升到更具理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层次,这个层次便是理论的层次。“理论的特征是客观的,至少具有追求客观的可能性;而经验则是主观的,是在经历世界的时候形成的。”[1]不难看出,理论是经验的总和,同时又大于、高于经验,因为它克服了经验的片面和局限,更趋于对事物的总体把握。

那么翻译理论对事物的总体把握与翻译实践的直接关系到底如何?“理论依附于实践,一旦后者成了惯例,就可以构成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需结合在一起。”[2]但凡对认知规律有所了解,都不会怀疑这个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论述。最初的理论一定产生于实践,再由新一轮实践带来更新的理论,其间并无所谓蛋与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翻译理论亦是如此。它与实践的关系正如历史观与历史、语言学与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只可能先有历史,然后在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和发现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或正确或错误的)历史观;只可能先有语言实践,然后才对实践中的语言现象和规律进行归纳、总结,形成语言学。不过上述关系的逆向指导意义似乎不存在,好象某种历史观并不能左右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方向,语言学研究得出的规则、法律也无法对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翻译理论也彷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Richter对理论产生的背景有这样的提法:当无共识的时候,人们所谈的便是理论[3]。《辞海》又对理论作出这样的阐释,“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在这2种阐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4层含义:第一,理论的依托和支撑是实践;第二,理论是人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而又无从靠个人经验去认识、解决问题时,力图寻求的一种共识;第三,科学的理论是已达成的共识,是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第四,理论(共识)的寻求过程,亦是人们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这里,理论在实践中的现实意义已是十分明确了。更进一步地说,对过去现实的系统研究和认识,可以对某一领域的未来走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预测,并提出设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理论的研究如果只是停留在技巧的层面是不够的。

技巧层面的研究因其较强的实体性和针对性有一定的价值,但一不小心,容易流于开列规则、提出公式的简单行为,反而降低其操作性。其实,完整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不仅在于解释实战中的问题(现象),“更要提出问题,作为进一步的探索对象,使认识不断地深入下去。”[4]这才是翻译理论的功能和意义的实质所在,同时也说明了为何有时我们发现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才得以使理论虽来自实践,却又能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对实践活动作一个整体把握,并对实践结果做出评估。翻译理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下转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