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分：解读晋阳文化

解读晋阳文化

晋阳文化是以晋阳大地为载体，由中原华夏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融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为一体的地域文化。他既具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晋阳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文化的主体和主流。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晋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们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活方式的进步，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分工的出现，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娄烦新石器遗址群代表的文化类型，受着晋南、河套地区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吕梁地区仰韶文化的延续。义井遗址的包涵物及其发达的彩陶，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和地域特征，它一改庙底沟文化的传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其后东太堡、光社等文化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义井、东太堡、光社遗存的特征表现出来的文化类型，正是晋阳文化的源头。

夏商周三代，在北方广阔草原总称作“戎狄”游牧民族的部族或分支，在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逐渐南移。商周时期，如北狄、山戎、无终、燕京戎、北唐戎或曰鬼方、土方等，已经活动于晋阳地区。周成王时，其弟叔虞因“左右武王”立下战功，受封于唐，命以《唐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告诫叔虞要以华夏的政体、戎狄的风俗习惯来管理。唐的地望，以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在今山西晋南翼城。晋献公时，晋国领地为“戎狄之民实环之”，还没有越过霍山达到晋阳地区。直到春秋后期，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晋阳地区才纳入晋国的版图。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出现了“六卿专政”的局面。晋国正卿赵鞅（简子）重建晋阳城，并以晋阳城为根据地，击败了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成为诸卿中盟主。在他执政时期，顺应时代潮流，率先在税亩、刑律、宗法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为赵氏的立国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封建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国武灵王时，称作“三胡”的林胡、楼烦、东胡和由白狄建立的中山国的势力，严重威胁着赵国。武灵王深感“胡骑”的军事优势，于是进行了“遂胡服，招骑射”的改革。赵人着胡服，在胡人看来是友好的表示。于是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归顺赵国。武灵王依靠新组建的骑兵，很快灭掉了中山国，使赵国一跃为东方最强盛的国家。“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冲淡了当时“华优夷劣”的世俗观念，有力地推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进程。赵简子和赵武灵王的改革思想，孕育和形成了初期晋阳文化的内涵和特色。秦汉时期，北方匈奴强盛起来，不断南下扩大势力。晋阳城处于北部边防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称作“中原北门”、“北方重镇”。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封皇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当时刘恒正处于思想逐步成熟的青少年时期，他在晋阳的17年中，对晋阳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多民族杂居、交往形成的智慧而豪爽的人文精神，耳濡目染，受到了多

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打下了他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他任用张苍等人为代相，精心治理代国。汉文帝刘恒继任后，采取了“约法有禁”、“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在边陲防务上，采取了“坚边设侯，结和通使”的政策，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昌盛景象，这样的局面延续到景帝，史称“文景之治”。刘恒治代与文景之治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刘恒在晋阳的17年中形成的治国安邦思想，为晋阳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魏晋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涌入中原，形成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晋阳地区成了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的舞台。东汉末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臣于汉，“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曹魏时，南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居于晋阳周边诸县。东晋十六国割据，匈奴、羯、氐、鲜卑等族建的刘汉、前赵、前秦、后燕、西燕等政权先后占领晋阳。匈奴刘渊家族以汉皇室兄弟自居，声称起兵反晋是为了恢复汉室政权，故自姓刘，建国号曰“汉”（史称刘汉），并奉祀汉高祖等诸帝，表示他的家族与汉皇室同宗。可见他的家族“汉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北魏时，孝文帝从政治制度到姓氏、语言、婚俗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直接影响到东魏、北齐和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政权，从而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封建化和融合的过程。正光五年（524年），爆发了六镇起义。东胡秀容川（部）首领尔朱荣因镇压六镇起义有功，被封为太原王，成了遥控北魏的权臣。五年后，尔朱荣被孝庄帝诱杀。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的鲜卑化汉人高欢，于永熙元年（532年）拥兵占据晋阳，“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同时，把三州六镇的鲜卑人迁到晋阳附近。高欢坐镇晋阳，遥控北魏，被称为“霸府”。三年（534年），高欢在洛阳立元善见为帝，史称东魏，不久迁都邺城，称上都，以晋阳为下都。武定八年（550年），高欢次子高洋逼魏帝禅位，建立北齐，以晋阳为别都。东魏、北齐时，晋阳城成了实际上的国都，不仅是这个时期北方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都会，而且还是西域文化融入中原华夏文化的中心。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在太原地区发掘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武安王徐显秀墓和稍晚的隋代虞弘墓的壁画、浮雕等内容，充分展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个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晋阳文化的内涵，使其步入了成熟阶段，形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为特色的晋阳文化。

隋唐五代时期，晋阳文化的内涵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唐太宗李世民青年时代就生长在晋阳，正处于他思想形成和成熟的阶段。他接受着晋阳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魏晋北朝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熏陶。李世民继位后，十分重视与北部突厥和西部羌族分支吐蕃的关系。他摒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世俗观念，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又说“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与周边游牧民族“通和”的主张。贞观十三年（629年）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正是因为李世民吸取了晋阳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精华，重视多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唐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塞通和、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贞观之治”，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鼎盛。唐末五代，突厥沙陀部先后在晋阳起兵，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政权，以晋阳为国都或陪都。这个时期，多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