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人类、历史

黑格尔、人类、历史

在我看来，大致而言，互动的当代思想因为误解而遭到扭曲，在此，我们为这种自1806年以来黑格尔对人类和人的心灵的这种一般再现而感到高兴。我既不知道这种再现是否夸大其辞，也不知道它是否应该是供我反思的主要对象，但是，一旦我们了解它，它就存在、就强行出现：至少，我可以说，想忽视它是徒劳的，想用其他谈论人类的人的那些不完善的临时拼凑论点--这些拼凑可能是暗暗的，也可能是阴险的--来代替它，更是徒劳的。

不过，从一开始，我要说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误解是可以原谅的。阅读黑格尔非常困难，科热夫在其《阅读黑格尔导论》中对这种再现作出了解释，而解释方式则将读者拒之门外。我无意通过这篇文章修补一个半世纪前尚未得以充分解决的难题。但是，我试图使那些到现在为止人们尚没有发现的丰富内容得以揭示，这些内容会在更高程度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所具有的几近决定意义的重要性，也有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带到黑格尔哲学那里，但是，对自然辩证法要素的强调这一趋势使黑格尔主义的基础性辩证发展--当它和精神相关时--变得有点模糊。它的决定性活动设想了主人和奴隶的对立。

1 统治者：死亡和行为

既然我想更突出地而不是清晰地再现黑格尔哲学中的人类，我就不想在黑格尔的哲学原理上徘徊，但是在谈论主人和奴隶之前，我还应该表明，黑格尔的哲学是奠基在否定性之上的，这种否定性，在精神领域，总是将人类和自然相互对立起来。否定性是行为的原则，或更恰当的说法是，行为即否定性，否定性即行为。首先，人类将一个反常的”纯粹的、个人的自我”作为一个对手引入自然中，人类以此来反对自然。这种”纯粹的个人化的自我”出现在自然的核心，犹如光出现在夜晚；也如同秘密出现在事物的外表中--这些事物本身并不能培育出丰富的辨证对立。

这种秘密是死亡之秘密，这种”纯粹的个人化的自我”使这种死亡的濒临趋势和自然的稳定形态这二者对立起来，前者一开始就是其形象的深刻意义。但是对自然的否定不单单是在死亡意识中赋予的--所以，当我坚持认为大多数的人类形式是在对血的献祭的沉思中被赋予的时候，我可以说，这种否定以一种真正的方式改变了自然。这个自然为劳作所创造。个人存在的行为开始了，它改变了世界，并且创造了全部的人类世界--这个世界既依赖自然，但又和自然相抗争。

而且，在黑格尔看来，行为并不是在劳作中直接赋予

的。行为首先是在主人为承认而作的斗争中被赋予的，这是纯粹声望的斗争，本质上是同死亡所作的斗争。而且，对黑格尔来说，它还是主人的否定性显现给人类的形式。这样，死亡的否定性和劳作的否定性就密切相关。

我打算谈及统治者的相关形式，从而将这种同死亡所作的斗争作一番个人解释，这种斗争也是主人辩证法的最基本主题。主人的态度隐含着主权：死亡之冒险即是它的结果，这种冒险毫无生物原因地被接受了。作斗争--它并不将动物的需求满足作为对象--就其自身而言就是统治；它表达主权。现在，每个人最初都是统治者，但是这种主权严格说来是动物世界的主权。如果他不和他的对手作生死斗争，那么，他的主权就不会得到承认，也就像不存在似的。这就是狐狸或者黑鸟的主权。力量并不能进入其中，因为逃避危险这一事实导致不了长久的奴役。动物的主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人的主权则使其他人在他面前屈服，它不是狐狸的主权，黑鸟也决不会服从于狐狸。这一点在以下事实中尤其真实：在为纯粹声望而斗争的过程中，将其敌人杀死的人毕竟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一个死人不可能承认杀死他的人。而要取得这种承认，他就必须将对方陷入奴隶状态。

从这种观点看，人被分成两个阶级：统治者阶级和奴隶阶级，黑格尔称前者为主人，后者服务于前者。

最初，奴隶的主人似乎达到了他的目的。实际上，奴

隶将一切奴役承担在自己身上，他们免除了主人的操心和初始性活动，而他只需满足他的动物性需要。这里，我将介绍一种个人性评述：在拥有奴隶之前，人只有一种有限的主权。统治者最终不得不将他的生活分成两部分：一种是绝对的统治生活，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统治生活，后者服从于动物需要。奴隶使统治者解放了积极主动生活的那一部分，但是这种解放自有其对应物。

在拥有奴隶的主人的生活中，统治要素表现在为纯粹声望而作的斗争中，它们也不再是纯粹的统治：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斗争取得了某种有用性行为的形式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有用性行为总是转向了超越功用性--这种功用性是在声望意义上的--的目的。无论如何，权力是在统治者手上形成的。因此，主权不再是它在战争中的无权力之美，在战争中，最初它只知道如何杀戮。

主权的这两个一度陈腐的形式，宗教主权和军事主权，对这种区分作出了回应。军事主权并不一定带来好处，它同样可能有一些缺陷，通过这些缺陷，它甚至能以一种极其严酷的方式表明这一事实：人类的主权表达出一种对死亡的熟悉：正是在这种处境逻辑中，国王才被指明为祭献的牺牲品，如同我们在下一段将会看到的，军事统治者献身于死之王国，但是，通过行动，他进入了权力扩充之路。设想这种同质性的、二者之间没有对抗的严格的同盟形式，是没有道理

的，但是可以设想一个原则。首先存在着一个宗教主权，在此，统治者是诉求的对象，但这种诉求并不取决于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统治者仅仅因为他的存在而是统治者。但是，一旦统治者同纯粹的主权相分离，并将自己献身于战争事业，从衰弱无能通向权力颠峰，那么，一个军事上的强权统治者，通过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牺牲品，就有拒绝献祭的自由。说这就是事情发生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是相信它不是罕见的，而且这种转变准确地暴露了从纯粹宗教世界向军事世界的的转换原则，则是合情合理的。在军事世界，真正的力量活动，人们的所作所为，就发生在已然存在的宗教法律旁边。

对被征服的敌手进行奴役是斗争的目的，从这一刻起，主权的衰退就必然存在。国王行使权力，而且，不是通过他的身份，也无须主动行动，只是通过他的所为而使自己被人承认。国王因为他的权力，进入了这样的道路中：行动确确实实产生效果，而且不再是为了纯粹的声望。但是，如果他不再简单地是宗教国王的”无权之美”，他仍旧是毫不退缩，无所畏惧地直面死亡的英雄。他既不回避说”这是虚无”，也不说”这是虚假的”，相反，他在其出场中花费时间，而且，正是他所体现出来的否定性才无穷无尽创造了他内心中的人的存在、才鄙视死之本能，因为对死的鄙视是一种荣耀。

王权现象学考虑到了黑格尔可能还不了解的极其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