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白话文学思想论略_高建青

鲁迅白话文学思想论略

高建青

内容提要：鲁迅不仅是白话文学写作的实践者，也是白话文学思想的倡

导者。鲁迅对五四白话和大众语的思考，超越了胡适的工具论的语言

观，而直接回应语言的本质，即：语言即思想、声音作为语言的本质属

性及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三个层面。

关键词：鲁迅 白话文学 大众语 意识形态

论者大多会以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缔造者及其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来定性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几乎没有人会否定鲁迅的白话写作规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但鲁迅的文学语言变革思想却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一个显在的事实是，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代言人，声名显赫于所有相关史论著作中，而“听将令”的鲁迅则只能附于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之后作为陪衬，有时甚或只字不提。或许是鲁迅的白话文学创作在当时太出色，以至于暗淡了他在这场文言白话论战中的理论光辉。鲁迅对语言的认识从一开始就触及了思想与声音等语言的本质属性，并一直循着回归语言之本质的思路来设定五四白话、大众语的发展方向。比起胡适建立在工具论基础上的语言观来，鲁迅的语言思想显然要“进步”得多。如果说胡适提倡“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话，那真正完成白话文运动，使“国语”与“文学”相得益彰、文学语言发生质变从而促成现代新文学的发生的，应该还是鲁迅。

一 语言与思想：从“随感录”到“鲁施之争”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登场多少有点“半推半就”的味道。在胡适、陈独秀首举文学革命之大旗，文言、白话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鲁迅对这场运动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正因为此，此时鲁迅才没有过多地参与到“文言与白话”、“死文学与活文学”等主题的论争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此无话可说，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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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持更审慎的态度而已。事实上，从他与周作人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来看——翻译本身就是语言问题，尽管采用的是文言，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直译”或“硬译”的问题——鲁迅其实早就开始了对语言的思考。而在冷静地旁观了近两年的文言、白话的论争，在摸清了新文学运动的脉象之后，鲁迅终于发言了，这便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几篇“随感录”。从1918年9月至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随感录”27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国当时思想界因循守旧，不愿变革，鼓吹复古的保守落后思想掷去的“匕首”，而涉及语言问题的讨论只有“随感录”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七等几篇。数量不多，但立论精深。

如前所述，胡适一直把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称作“文学工具”的革命，在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思想的制约下，胡适始终没有意识到：形式即内容，语言即思想，换言之，胡适缺乏对语言本质的深刻洞察。胡适一直认为文字与思想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故而他说：“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1鲁迅对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革命本身是极力拥护的，但并不认同他的“先后论”。在《渡河与引路》中，鲁迅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学Esperanto是一回事，学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回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2鲁迅所谓“第一事”的说法看上去有点颠倒胡适“先后论”的味道，但其实并非如此。文学思想的革命与语言形式的变革并无先后之分，二者其实是在同一层面完成的。

在“随感录”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七等篇中，鲁迅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语言即思想的观点，即采用一种语言同时意味着接受一种思想。在“随感录”四十七中，他以张三李四作喻：表明生活在同时代的现代人，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记录古典的文字，一者不合时宜，二者导致思想混乱。因为文言作为古代语言，所承载的都是古代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新的思想观念一定要用新名词新概念来表述，语言形式照旧，思想观念要新，“世界上绝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3。有鉴于此，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七中才把那些顽固坚守文言立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的“高雅的人”称为“现在的屠杀者”。

然而当时却正流行着一股“古典风”。正当白话文运动高歌猛进、白话文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胡适这位反传统的斗士却突发思古之幽情，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尽管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 4，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此举甚至带有严重的“全盘西化”的倾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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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胡适逐渐从“整理国故”走向“全盘西化”时，另外一些被裹胁入“整理国故运动”的“国粹”论者，甚至一些曾经的白话支持者，则反借“整理国故”之名，行封建复古之实。影响所及，当时的青年纷纷“踱进研究室”，钻进“故纸堆”，而社会上也开始流行“国学家”的名号了。

鲁迅对这股背离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文化逆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讽刺与批判，收录在《热风》中的《所谓“国学”》《“以震其艰深”》《望勿“纠正”》《估〈学衡〉》以及《坟》中的《未有天才之前》等系列杂文，就是当时论辩与批判的记录。在批判的过程中，鲁迅一方面担心青年“踱进研究室”而出不来，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则是担心青年因此中了古书中的毒，在死文言中接受死思想，于白话及新思想的普及与推广不利。鲁迅反对给青年人开所谓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主张青年人尽可能少读中国书，因为古人写在古书上的“可恶的思想”，往往毒害青年。

因此，当有人发出“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时，自然会招致鲁迅的有力反击。特别是当施蛰存在文中标举鲁迅以为“古文好自然白话好”的例证之时，鲁迅自然有话要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鲁迅还只是简单的“自我解剖”，以告诫青年多读古文不仅受语言上的束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也会“中些庄周韩非的毒”，算是“对事不对人”；而到了三十年代这一切又被“旧话重提”的时候，鲁迅则显然有点“怒不可遏”了。这时的鲁迅就不再是“自我辩解”了，而是有点对施蛰存的讽刺攻讦了，于是就有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鲁施之争”：鲁迅与施蛰存围绕着所谓的必读书“《庄子》”、“《文选》”问题在《申报・自由谈》上打起了长达半年的笔墨官司。

现在看来，施蛰存推荐必读书本身并无不妥，但诚如鲁迅所言：“施先生忽略了时候与环境。” 5很显然，施蛰存在当时劝青年读《庄子》与《文选》是不合时宜的。鲁迅所反感的并不只是那种盲目地从古书中抠字眼，妄图找出所谓的“活字汇” 6的做法，更重要的是，鲁迅从一开始就抱着借白话文运动以改造国民思想的念想，并认为古书中包含着可恶的旧思想，因此才异常决绝地劝诫青年不要读古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 7这害处自然是指思想的腐蚀。正是在这一点上，施蛰存的“无心之失”刺痛了鲁迅的敏感神经，致使鲁迅不得不与之笔战到底，甚至于给他安下了一个“洋场恶少”的骂名。

二 语言与声音：从“硬译”到“汉字拉丁化”

谈到声音，大概很自然地就会想到鲁迅的《无声的中国》。这本是鲁迅给・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