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改革的转折点上

写在改革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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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改革的转折点上-历史论文

写在改革的转折点上

文｜文亭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知识界对于“改革”的讨论不绝于耳。雪珥的这本《李鸿章政改笔记》以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视角，审视晚清改革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两蛋一星”的历史观

李鸿章一生办洋务、兴实业、练新军、建水师，筚路蓝缕，艰难开拓，可以说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是反潮流的，但是他反的是那些一言可以兴邦的“主义”之说，反的是空谈误国。在他看来，大清国是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还能是间可住人的房子，这裱糊之术需要不畏烦难、不畏细琐，谋定而后动，来不得半点马虎，绝无捷径可走。但国人一向急功近利，期盼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于是，“主义”、“革命”之说大行，一百多年来墙倒众人推，人人皆成拆房专家，你方拆毕、我方登场，新房重建刚起，又有拆房者群起而拆之，中国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延误。

为了写这本《李鸿章政改笔记》，雪珥可谓下了血本：不仅将39 卷《李鸿章全集》收入囊中，还收集了李鸿章的英文传记16 种，史料的充实和历史观的正确缺一不可。雪珥曾戏言，中国人有一个“两蛋一星”史观，就是把前代人看做笨蛋和坏蛋。前朝的统治者是笨蛋，愚昧无知，不了解世界大势；前朝的统治者是坏蛋，一定要干坏事；再加上一“星”，就是指望出现一个大救星，把笨蛋和坏蛋消灭掉，解救人民。因此，中国人愿意把自己遭受的苦难都归罪于统治者，然后把统治者的更替当做改善自己处境的一个有利机会。如果把中国比作企业，

人们总是在解决谁当老板的问题，而不去解决产品、技术、管理，这个企业肯定没有希望。做人难，办事更难，雪珥这本书就是为那些身上挑了担子的精英阶层而写，适合于他们晚上躺在床上临睡前看。

改革何以失去方向？

晚清的改革何以失败？究其原因是改革失去了方向。如果我们深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时，或许有人会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情绪。晚清改革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人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技术，这是改革共识，也是完全正确的路子。但是，当我们取得一定的成果时，问题就来了！

中国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改革最初的动机是因为“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锁的国门，国门锁不住了，只好学习，学了“坚船利炮”再把国家锁起来吗？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外国人挡住，再恢复闭关锁国，那我们的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另一条改革的思路是——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敌，而是为了富国，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到改革的红利。这两条路是矛盾的，前者的改革是阶段性的，后者的改革是无限性的。

晚清改革后期就面临了这样的困境。1870 年，北洋水师派出留学生的装束是西服领带，20 年后他们留着辫子，身穿长袍。这时候究竟怎么改革，每个人心里都是迷茫的。李鸿章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很难。从1861 年到1894 年，中国经历了33 年的改革；从1979 到2012 年也是33 年，历史有时候很耐人寻味。

晚清体制改革的复杂性

关于修建铁路，争论很多。李鸿章很早就提出要修建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对

于这一提议，反对的人很多。不少历史学家把反对者描绘成愚昧无知的、只知道讲“祖宗成法”的小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能混到中央高层的人智商不会有问题，情商更不会有问题。他们即便要反对铁路也会谈出“新意”。

比如，京津铁路开通后，京津之间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办？当时，京津之间有3 万大车户，在运河上跑船的又有几万人。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就业，就要生出祸乱。崇祯帝裁撤驿站，失业的驿夫李自成最后灭亡了大明朝。不仅如此，铁路运兵快是事实。但是我们快，敌军也快，过去洋人登陆要几个月才打到北京，有了铁路，敌人天津一登陆转眼就到北京城下了。

慈禧太后怎么表态？她的表态非常独特——在中南海里修一条4 公里的铁路，支持李鸿章。现在我们解读为慈禧太后愚昧无知、腐化堕落。

关于这次争论，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反对改革的都是管意识形态的部门，翰林院、詹事府等等。他们为什么反对？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如果什么都不反对、什么都不表态怎么证明他这个工作岗位的重要性？铁路具体怎么搞，又要咨询全国督抚。地方上一参与，就不是讨论“要不要建铁路”，而变成了“建哪条铁路”。地方上有担子，都想要中央投资，发展地方经济，也就是多搞GDP。最后，这次争论是皆大欢喜，意识形态部门的人表达了意见，受到了尊重；铁路也建起来了。

马克思讲思想离开了利益就很可笑。张之洞很典型，他是纪检干部出身，整天讲大道理，占领道德制高点，批判社会、批判体制、批判官员当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讲得都挺好。等到有机会放出去到山西当巡抚，到广东当两广总督。他的角色一转变，就不一样了。

中法战争期间，广东是大后方，筹粮筹款，压力很大。广东人好赌，政府禁

赌，赌客都去澳门了。张之洞就搞个赌博特区。他是太后门生，有资源和路子，就拿到了相关政策。这就是广东开赌的来源。

财政是改革的核心一个政府要办事，核心问题是财政。晚清改革为什么失败？究其原因是财政不济，尤其是中央财政。1908 年全国财政总收入超过2 亿两白银，但中央财政直接掌握的钱，包括内务府的钱都算进去才2400 万两，仅占整个财政的12%。一个政权失去了对88% 的收入的控制，这个政权就只剩作恶的能力了。这88% 的财政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这还不包括在地方征税过程当中，被各级官僚们塞进兜里的部分。

中央失去财政能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地方开征厘金，这是地方税的大头。中央工作组曾有报告称，厘金收入少报的比例达到70%，也就是100 两，交到地方财政30 两，70 两就被中间各级官吏拿走了。晚清时候地方上的办公经费虚报80%，地方开支中，每100 两里就有80 两是假发票。这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痼疾。

国家管理是技术问题，如何对权力进行制衡，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体都要面对，没有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非要与人民为敌。无论君主制、民主制、内阁制、总统制都要讲以人为本，这是天理，也是公理。

口号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到。

《李鸿章政改笔记》

雪珥著

线装书局2013年11 月

吾国吾民最缺者，乃是踏踏实实把现居之屋裱糊起来，不可动辄拆迁。“裱糊”二字，是李鸿章一生之写照。不料惯于拆迁之后人，自以为推倒重建乃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