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桐城派

曾国藩与桐城派
桐城派，这是清代中后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以其早期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清代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他们提倡古文，推崇先秦散文与唐宋八大家等古人的散文，讲究所谓的“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

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类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较为突出。

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通畅。

实际上，桐城派文风是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当时盛行的八股文三者影响之下相互交融的产物。

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等。

后面几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多是曾国藩及其弟子。

从这些代表人物我们就可以知道曾国藩对于桐城派具有较大的作用。

在曾国藩的那个时期，桐城派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派在古文方面的弊端也日益突出，再加上朝中基本没人，桐城派已经面临着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当时的这种形势下，曾国藩以其“中兴名臣”、封疆大吏的身份对桐城派假以援手，桐城派也借助于曾国藩的力量，终使其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所谓的“桐城中兴”。

作为清末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兴名臣”、封疆大吏，曾国藩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无论是在政坛还是文坛，他都有比较高的地位。

这样，他的身边肯定聚集了一大批的文人幕僚，他们之间一定就会有一些诗词唱和或者文章，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理
论，这个在后世称之为“湘乡派”。

那么，桐城派是否等同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主张？现在大多数人都说曾国藩是清末桐城派的“中兴功臣”，他对于桐城派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曾国藩与桐城派之间的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乾隆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人。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这点是世人公认的。

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号，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他自己之间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流派的形成过程。

姚鼐中晚年辞官之后，在书院里教授学生达四十余年，传授古文之法，培养乐一大批主张古文的人才。

桐城派发展至姚鼐时期，文章风气开始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当然，这里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现实是不大可能形成“家家桐城”、“人人方姚”这种局面的，但是至少表明桐城派在姚鼐时期是非常兴盛流行的，对当时的文风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天下学子有比较多的人是推崇学习桐城派的。

姚氏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的影响较大，世人称为“姚门四杰”。

但是说实话，相比于他们的老师，所谓的“姚门四杰”是比较差的。

桐城派是在姚鼐手中壮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姚鼐的去世，桐城派逐渐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姚氏门下虽然有梅曾亮、管同和方东树、姚莹等弟子，但是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朝中大臣，桐城派缺少了在朝廷的力量。

作为一个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文学流派，缺少了政
治上的影响力，谁还会推崇学习你呢？桐城派在姚鼐死后缺少了真正的领袖人物，他的那些弟子似乎都不能挑起桐城派的大梁，再加上桐城派在古文方面的弊端也日益突出显现出来。

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断发展改变，但桐城派当时的人还固守着前人的主张，这必然会导致桐城派在姚鼐死后逐渐进入一个衰弱阶段，桐城派已然面临着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

桐城派本来形成于康乾盛世时期，他们的文章大多是“清真雅致”的文章，传载孔、孟、程、朱之道，用来鼓吹当时天下的太平清明，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是有帮助的，也是比较符合统治者心理的和实际需要的，所以说得到了推崇盛行。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现实实际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时，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景早已成过眼云烟，鸦片战争的炮火以及太平天国的起义给予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极大的震撼打击。

体现在文学上，使得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文章，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锦绣文章”，而是需要实实在在有助于封建统治稳定的“务实之文”。

桐城派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想要重新发展盛行，是不得不寻求改变的，但是桐城派到底应该如何改变？需要提出那些主张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当时的姚门弟子似乎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的方法，他们甚至批判“经世致用”的文章，抱守前人创作方法，他们在变与不变之间挣扎，所以说桐城派逐渐衰弱了，许多人却无能为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出现了。

他作为清末咸丰、同治时期的封疆大吏，凭借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巨大功劳，他成为了清朝统治者眼中的“中兴名臣”，以及他在文学方面的一些成
就，曾国藩这时在桐城派内的重要地位开始逐渐体现出来。

曾国藩的文学理论大体上继承了桐城三祖的文学主张，受刘大櫆的影响比较大，他依旧是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等桐城派前人主张的。

但是曾国藩也比较善于改变创新，他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还是有所发展的，他没有像姚门等人那样固守成规，他提出的有些主张甚至与桐城派前人的主张大相径庭。

比如桐城派古文家们主张语言的“雅洁”，反对骈偶的加入，严格骈散的界限；但是曾国藩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文章应骈散相间、相互为用的主张，这的确有益于后世散文的发展。

还有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是非常重视道统与文统的关系的，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封建的程朱理学以及唐宋时期的散文名家就是他们文章的追求，但是桐城派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反而越来越体现出它的“空疏无物”。

对于这个问题，曾国藩在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中加入了“经济”，主张“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

但是曾国藩对于道统也是非常重视的，因其本身就是一个深受古代道统观念影响的人，所以在大体上还是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再按照以前主张的继续发展下去，继续推崇程朱理学和封建纲常名教而不做改变，桐城派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走向衰弱甚至灭亡，所以曾国藩在前人主张里加入了“经济”这一主张。

“经济”，也就是指“经国济民”，其实曾国藩把这个用在他的文学理论里，实质上体现的是他“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

这其实也是他为使桐城派由衰转盛
找到的一条方法，但他对于许多前人的主张依旧继承，并不是完全改变，只是做了一些补充发展，使之更适应社会的需要。

经世致用，本来是魏源、林则徐等改良主义者继承顾炎武的经世之学发展而来的文学观，曾国藩认为这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因此他把它拿来放进了桐城派文学义理之中，并把它提到桐城派散文创作主张的首要位置上，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对于“经世致用”之学的推崇。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曾国藩强调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强调适应时代发展的经世致用之学，他并不仅仅是为了挽回桐城派衰落的形式，而是有着他的私心的。

他其实想强调文学应为封建统治服务，他实质上想要维护在外来势力与内部动乱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封建统治。

“塞决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

”用文学重新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封建思想之中，这其实就是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的实质目标。

可能他推崇桐城派，并使之所谓“中兴”，他的目的也不是那么单纯的，肯定有其他原因的。

当然，他作为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人，并且作为一名清朝的封疆大吏，为封建统治服务本就是他的责任义务，古人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那么，他既然处在了那个位置，从一个传统文人的角度出发，他就不得不忠于清廷，不得不维护其统治，虽然在我们看来当时的清朝是腐败无能的。

后来有人从这点上批评他这个人，我是觉得似乎太过了。

当然，曾国藩对于桐城派诸老的主张还是比较推崇的，许多地方依旧如故。

他自认为他的湘乡派与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这点从他的文学主张以及许多言论里也可以看出来。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把他效
法桐城的心愿表露无遗。

比如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就说：“国藩之初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

”但是从现实来看，曾国藩与姚鼐是完全不可能有师徒之谊的，因为姚鼐死时，曾国藩才四岁，他基本不可能有向姚鼐学习的机会。

但是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推崇于他，要么是曾国藩看了姚鼐相关的书籍，比较赞同他的主张，所以如此；但也有可能是曾国藩只是想借助于桐城派这个招牌来实现其在文学上的领袖地位罢了，是有其私心的。

曾国藩作为清末的封疆大吏，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如果想要笼络天下文人为其幕僚，为他所用，从而建立不朽功业，或者得到文坛上的名声，他就不得不借助桐城派，因为桐城派虽然衰弱但其底蕴仍在；而桐城派恰巧又处于衰弱时期，正好需要借助于曾国藩这样的政治力量实现其盛兴，两者之间可能是有互相借助的关系。

曾国藩与桐城派，两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个人认为，曾国藩对于桐城派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利用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为桐城派由衰转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帮助其实现所谓“中兴”；但是桐城派对于曾国藩也是有着一定帮助的，他在政治上位居人臣，是清廷的“中兴名臣”，但其要使天下人才为他所用，就不得不借助于桐城派。

而且他提出的许多文学主张，要想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他也需要桐城派的臂助。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曾国藩地域桐城派的推崇是有一定私心的，并不是单纯的支持，他可能想要得到一定的名声，这我们是不可否认的；而他对桐城派的发展，并使其由衰转盛，又做出了极大的功绩，我们也是不容抹灭的，两者是相互依赖、
相互借助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很难分得那么清楚的，文学不能完全离开政治，而政治在某些方面有需要通过文学途径来实现，两者在任何时代都是互相需要的。

参考文献：①《论桐城派》，李详著，《国粹学报》；
②《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
③《近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④《中国近代文学史纲》，徐鹏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