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刘禹锡的五七言古诗

简论刘禹锡的五七言古诗
作者：孙琴安发布时间：05/01/04
摘要:前人多认为刘禹锡不工古体,本文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剖析,并结合前人评语,指出刘禹锡的五古带有魏晋五言之遗韵,其七古得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的真传,犹有盛唐之气象和笔力,这在中唐时期是颇为难得的。

相信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刘之古诗会得到更为合理的定位。

清代著名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说:“刘宾客不工古诗,韩史部不专近体,其大校也。

”
沈德潜是对刘禹锡诗评价较高而有所偏爱的一位诗评家,既然他也承认刘禹锡“不工古诗”,说明刘禹锡的古诗应在其近体之下的,同时也说明沈德潜评诗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不是说好便一切都好。

此外,像许学夷等人也曾指出过刘禹锡五七言古诗尚未精妙。

凡此,都可以看出前人对刘禹锡古诗的一般评价和态度。

当然,刘禹锡“不工古诗”,这也是与他的近体律诗相比较而言的,也只是个大致情况,并不等于说他的古诗便一无可取。

正像韩愈虽“不专近体”,但仍写下“天街小雨润如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封朝奏九重天”(《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样有名的七绝和七律一样,刘禹锡在他的古诗中同样也有其出色的表演。

再说,当我们对刘禹锡的诗进行全面论述的时候,也不得不涉及到对他五七言古体诗的评价。

一、刘禹锡的五言古诗
如果撇开乐府诗等不论,刘禹锡的古体诗也约有一百余首。

我们先来谈他的五言古诗。

谈到刘禹锡的五言古诗,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他的《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等诗。

当然,这两首诗一写天坛山顶遇雨之状,一写罗浮山的奇妙山景,笔力遒劲,硬朗振作而又纵横变化,确实有其特色,如前诗中间一段写站在天坛山顶遇雨俯视山下之状:
万状互相生,百音以繁会。

俯观群动静,始觉天宇大。

山顶自澄明,人间已 霈。

豁然重昏敛,涣若春冰溃。

反照入松门,瀑流飞缟带。

遥光泛物色,余韵吟天籁。

又如后诗开篇一段写罗浮山的黑夜与白昼的不同景色:
君言罗浮上,容易见九垠。

渐高之气壮,汹涌来翼身。

夜宿最高峰,瞻望浩无邻。

海黑天宇旷,星辰来逼人。

是时当 魄,阴物恣腾振。

日光吐鲸背,剑影开龙鳞。

倏
若万马驰,旌旗耸 沦。

又如广乐奏,金石含悲辛。

疑其有巨灵,怪物尽来宾。

阴阳迭用事,乃俾夜作晨。

以上所引两段,不论是前诗或后诗,都极尽描绘形容之能事,多有夸张之处,而偶夹一二议论,则以作点睛之用,真所谓笔底波澜,瑰丽雄奇。

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禹锡并没有到过天坛山顶,又没有去过罗浮山,只是分别听了友人和僧人的诉说之后,凭
藉自己的想象而撰成的,却能令人身历其境,如睹其景,这就更能显示出他在五古
上笔力和表达方面的才华。

不过,以上所引,都是刘禹锡较长的五古,实际上,这些长篇五古,主要也是在唐人手中才加繁衍,愈演愈烈的,特别像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诗》等,更是浩浩荡荡,波澜顿挫,阴阳开合,令人生畏。

刘禹锡也有这样的五言大篇,如《游桃源一百韵》等。

其实,真正的五言古诗,特别是苏、李赠答、两汉无名氏之作,乃至建安七子、阮籍《咏怀》等,篇幅都并不很长。

而刘禹锡生前曾写过不少这类五古,似乎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他的《学阮公体》三首的后二首: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

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

不学腰如磬,徒使甑生尘。

在古人的心目中,作古诗是不忌讳模仿的,但一定要有创意,在语言风格上要有古人的韵味和气象。

这两首诗既然题为“学阮公体”,那就更不必回避模仿,只要能得阮籍《咏怀》诗的格调和气韵即可,今从刘禹锡的这两首诗来看,即如实抒写了自身的情怀,又能深得阮籍诗体的气骨和神韵,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细视其中的“朔风悲老骥”、“昔贤多使气”诸句,犹能得阮公之遗意,更为难得。

在刘禹锡的五言中,《秋江早发》也是极为出色的一首,现引此诗的前半段为例:
轻阴引晓日,霞霁秋江明。

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

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

渚鸿未矫翼,而我已遐征。

像这种诗句,脱尽近体格律之羁绊,都能得魏晋五言之大意,已不似中唐人所为,也是刘禹锡最为成功、也最为得意的五古之一。

此外,如《秋晚题湖域驿池上亭》:“尘衣纷未解,幽思浩已盈”、《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白云难持寄,清韵投所希”、《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等句,
或如陶潜,或如谢灵运,或如左思,也都各具风调,犹有两晋五言之遗韵。

二、刘禹锡的七言古诗
七言古诗虽比五言古诗仅多二字,但在创作要求上各有不同,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可见元代杨仲弘对七古的创作要求是:“七言古诗要铺叙,要有开合,
有风度,迢递险怪,雄俊铿锵,忌庸俗软腐。

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

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

出入变化,不可纪极。

”后来明、清人虽然对七古也提出过各种创作要求和评判标准,但基本原则仍与杨氏差不多,皆从此演绎而来,可视为对杨氏观点的一种深化、发展和补充。

如果用杨仲弘的这一标准和创作原则来加以衡量,那么在刘禹锡的七古诗中,像《平蔡州》三首、《武昌老人说笛歌》、《秋萤引》、《聚蚊谣》、《送鸿举游江南》、《观棋歌送还师西游》、《西山兰若试茶歌》等,都可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功之作。

兹先举《武昌老人说笛歌》一诗为例:
武昌老将七十余,手把庾令相问书。

自言少小学吹笛,早事曹王曾赏激。

往年镇戍到蕲州,楚山萧萧笛竹秋。

当时买材恣搜索,典却身上乌貂裘。

……如今老去语犹迟,音韵高低耳不知。

气力已无心尚在,时时一曲梦中吹。

诗人以十分铿锵悦耳、刚劲有力而又流利畅达的语言,通过铺叙,塑造了一个经历坎坷、贫穷落拓而又艺才高超的老艺人形象,同样,在《秦娘歌》、《伤秦姝行》等七古诗中,刘禹锡也是以这种语言加以铺叙,写出了秦娘和秦姝这两个女艺人的坎坷经历和曲折人生。

其写人如此,而写物也同样精彩出色,如《观棋歌送还师西游》中写对弈的一段:
前身后身付余习,百变千化无穷已。

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

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

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

诗中极写长沙东林师棋路的变化,初似满天曙星的磊落分明,忽又似沙场搏击的三秋兵将,忽又如雁行布阵,令人难窥其秘,直到“虎穴得子”,众方大惊。

寥寥数语,却把东林师的棋艺描绘得活灵活现。

诗句之变化,正写出棋艺之变化。

宋人胡仔在《苕溪渔丛话·后集》卷十二说:“‘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

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

’余尝爱此数语,能模写弈棋之趣。

梦得必高于手谈也。

”再如《西山兰若试茶歌》前半段对试茶的一种描写: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

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此诗为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题中所谓“西山”,是指洞庭西山,在今苏州境内,历来便以盛产茶叶闻名,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等书中均有记载。

著名的碧螺春茶即产于此地。

诗中极写西山茶叶之美,从摘下形状到沏泡后的颜色、香味,一一写到,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真可谓色、香、味一应俱全。

唐人写茶叶的诗不少,这也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首。

从《唐语林》、《唐诗纪事》等书的记载来看,刘禹锡对自己所作的《平蔡州》三首七古是比较满意的,宋魏泰《隐居诗话》则不以为然。

平心而论,《平蔡州》固然常为诗家所选,刘禹锡也自鸣得意,但除了有着“诗史”的作用和好处以外,
在句子的铿锵雄健、纵横变化、阴阳开合等方面,却未必见得有何特别高明之处。

在刘禹锡的七古中可推为佳作,较之同时的韩愈、张籍诸家七古,则又似平平。

有趣的是,今人瞿蜕园在刘禹锡的七古中,却极力推重《秋萤引》一诗。

全诗如下:
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

夜空寥寂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

纷纶晖映互明灭,金炉星喷灯花发。

露华洗濯清风吹,攒昂不定招摇垂。

高丽罘 过珠网,斜历璇题舞罗幌。

曝衣楼上拂香裙,承露台前转仙掌。

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辨鲁鱼。

行子东山起征思,中郎骑省悲秋气。

铜雀人归自入帘,长门帐开来照泪。

谁言向晦常自明,童儿走步娇女争。

天生有光非自炫,远近低昂暗中见。

撮蚊妖鸟亦夜飞,翅如车轮人不见。

此诗与《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诸诗都作于同一时期,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刘禹锡讽刺诗的代表作。

但极少有人把它们从七古诗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其实,这四首诗名为咏物,内中却各有寓意,即使从七古诗说,也都是绘形绘色,各有千秋。

而瞿蜕园却偏赏《秋萤引》一篇,他在《刘禹锡集笺注》卷二十一云:“此诗运用萤事,出以错综变化,化尽隶事痕迹,为歌行中特创之格,前此未之见,后此则李商隐《泪》诗似之,辛弃疾‘绿树听啼 ’一词亦似之。

而禹锡诗尤为超妙。

末韵‘撮蚊妖鸟亦夜起,翅如车轮而已矣。

’(作者按:此句似误。

)不独雄劲,亦洗尽凡俗,诗意虽激切,而风华掩映,情韵不匮,乃集中之杰构,亦禹锡所独长。

”瞿氏对李白、刘禹锡诸家诗均特有研究,对此诗如此褒奖,且言之成理,似可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结束语
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在诗、文两个领地同时开展复古运动。

刘禹锡是他的朋友,不能不受其影响。

再说,唐代是古、近体诗并行不悖的时代,许多诗人,特别是
一些大家名家,在古体诗和近体上都能驾驭自如。

刘禹锡是中唐的大诗人,当时便有“诗豪”之目,在诗歌领域当然必定是一个多面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近体律诗和绝句上的成就虽然更高,名气更大,但并不等于他在古体诗上便毫无成就,不屑一顾。

如明代的高 是重初、盛唐诗的人,但他对刘禹锡七言古诗仍相当重视,在《唐诗品汇》中的《七言古诗叙目》里说道:“元和以后,述贞元之余韵者,权德舆、刘禹锡而已。

其次能者,各开户牖,若卢之险怪,孟之寒苦,白之庸俗,温之美丽,虽卓然成家,无足多矣。

”
在这里,高 把权德舆、刘禹锡视为元和以后七古诗的代表诗人,卢仝、孟郊当时皆以古诗闻名,反在其后;而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名重一时,温庭筠之乐府诗也振声诗坛,却也排在刘氏之后,凡此,也都说明了刘禹锡古诗的重要性。

当然,刘禹锡的五古不及柳宗元,七古不及韩愈,这是事实,但他古诗上的成就决不会在元、白之下。

就刘、白二家言,在刚健有力、奇谲变化和古之遗韵方面,刘似又应在白之上。

只因白之《秦中吟》、《长恨歌》等颇为时人所传,故反盖住刘的古诗之名。

实际上,刘之部分七古,可说是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的嫡系传人,犹有盛唐之气象和笔力,在中唐年间更为难得,相信随着人们对唐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迟早会给刘禹锡古诗领域一个更为合理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