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两点问难

对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两点问难

[摘要]国际关系学科里的建构主义，是近十余年来才兴起的一支理论新秀。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品，以融合了诸多的哲学、社会学术语而闻名。本文探讨了该“新理论”建构中的两点问难。

[关键词]建构主义全球化民族国家

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建构主义，原本是兴起于20世纪前中期的一种西方哲学思潮。建构主义方法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大致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历山大·温特的大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就是理论界的一个代表。

作为主流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他的建构主义属于一种结构理念主义，是一种“文化社会学方法”。依据亚历山大·温特自己的讲法，他的建构主义既不是唯物主义的物质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所秉持的是文化规范、制度等因素是超越唯物唯心的“第三者”，文化、观念本身就构成了国际关系体系的本体论。

亚历山大·温特在他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同样鼓吹了“文化”万能论。国家（最主要的行为体、施动者）只有进行自我改造，改造自己的文化观念，从而才能在“文明世界”中有效建构自己的身份、利益。

可是，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中，在西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具有支配性的条件之下，正在着力进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民族国家，何以改造这个“文明世界”的观念，从而在集体的身份建构中寻求到自己的嵌入点，进而融入到“世界文化共同体中”呢？

问难之一：对建构主义中标榜的本体论的质疑

依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的观点，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一种观念本体论、文化本体论。本体论是指从人类行为中抽象出来的现实本质。本体论要解决是世界万物的统一性以及理解和把握多种多样、变化无常的现象后面起支配作用的最为根本的原理与原因。“绝对主义原则”、“还原论与本质主义原则”和“同一性原则”是本体论思维方式所遵循基本原则。建构主义自称它所使用的“文化”这一概念是超越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之分，是认识世界的第三维度。国际社会的本质内涵实质是文化建构生成的。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国际关系，认定国际关系

的基本结构是文化的，观念的，是经由国际（制度）文化构建的。这种构建包括国际关系的体系、结构等方面，是国际社会行为体互动中的制度化、进而器物化的产物。温特在他的建构主义理论中着力描绘了“共有文化”，它包含了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共有价值。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之具有动力。“共有文化”也即国际体系文化，它构建着国家的行为，促生国家的认知。也就是说国家的身份与利益都是构建的，并且制约于这个国际体系文化，“共有文化”。建构主义认为它所指称的国家已经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主权国家定义的界定（对内的最高司法管辖权与对外的平等独立权），应更多地从文化、制度、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主权国家。

同时，鉴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价值体系，价值是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与基本特征，那么在国际社会中，在经由建构的文化中，有没有居于主导型地位的文化（价值）构建者呢？文化、观念、价值是怎样来的？温特以为，这要取决于构建行为体-民族国家（也即施动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文化构建。文化是大脑信念的集结。温特在论述这个问题举了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例子：当“冷战”这样一个文化观念生成以后，美苏就有了双方互为敌人的共有信念。这样的信念促使他们设定了各自的身份与利益，并且决定了彼此采取相应的敌对行为方式去看待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温特好像没有很好地解释“冷战”这样的观念又是如何“建构”的？它来自何处？是经由怎样的方式建构的？从而，令人读到他的这个论断时萌发关于温特的冷战观是基于沙滩上“建构”高楼大厦的疑问。同时，温特又论及，此等构建实践活动中是存在“坏“的霍布斯模式与”好“的康德文的模式。而由“坏”变“好”又只能在国际体系对国家的身份与利益的构建中完成。只是这个“坏”与“好”的价值规定性要由怎样的国际体系来给予决定呢？是不是由正在进行构建活动的，由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以美国为核心的那个霸权体系来充当领导呢？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个霸权恐怕都难以有本质的变化。霸权与反霸权依旧是霸权体系下的基本矛盾。温特上述建构主义理论关于国家的观念化从而否定其物质化，实体化的观点实际上在由美国斯坦利基金会发起的、召开于1992年6月28日-7月3日的，第27届“下一个十年的联合国”会议中以及其会议整理报告中就有所体现。只不过，当时关于此点的论调主要为“国家主权只是个相对的政治概念”，而不是实体的，法律的。至于温特关于“共有文化”的霍布斯模式、洛克模式、康德模式的发展进步观其实仅仅只是基于西方进步论论调的一种直线线性思维模式，是从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中推导想象出来的关于未来国际社会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整合化（integration）、同质化(homogenization)，在这样的“全球化”中把国家（主权）逐步“化”去论调的再论述，是“世界主义进步论”普世化的假定与夸张。在国际文化的主要构成（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秩序）依旧为西方所操控的现实基础之上，这样的论调只是迎合西方不断在全球推广他们利益的主张。

问难之二：对建构主义中行为体的身份、利益等诸具体元素与结构、体系之间的建构学说的质疑

温特的建构主义在论述国家的身份与利益的建构时，引入了西方现代社会学中的有关角色与结构的理论。关于角色的社会学认知，达伦多夫认为社会角色是由社会所规定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限制行为的准客观的规则复合体”（quasi-objective complexes of rules for behavior）。社会角色与其所隶属的社会群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参照性群体”（reference group）。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是最有威权的制裁者。它可以对整个角色网络中的任何冲突采取必要的制裁手段。而关于角色的功用，哈贝马斯则认为，角色是存在于“社会世界”之中的。“社会世界”具有规范的背景。它的意义就在于经由规范创造出了一个参照系。而规范的存在在于它意味着其有效性与合法性是被有关各个方面一致地同意的。戈夫曼关于角色则提出了“遭遇”(e ncounter)与“表演”(performance)的概念，认为社会互动就是经由这二者而实现的。社会互动中生成的情境定义是在各个架构作用下建构的。架构作用为生成指称与理解社会事件的主观意义的组织原则（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 which govern the subjective meaning we assign to social events）架构是行动者对互动情境中他人观察模式的一种建构生成，是对某个特定环境（行动情境）进行界定的过程。

而“行动”、“结构”，以及行动与制约，结构与制约等在吉登斯的成名著作《社会的构成》一书中的主要概念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得到了较好的转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强调的是规则与资源相互交织；行为体通过整合与系统创造了制约关系并受到这种制约关系的制约。只不过在温特的书中转变为文化、观念交织于身份与利益的论述，“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成为了最有力的制约关系结构。

从国家的外在行为，到国家的身份、利益都是经由国际体系（结构）、“共有文化”建构生成的。国家的身份、利益、安全只是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以及其规范、制度、文化中意会而来的，习得而来的。规范、制度、文化具有构成性与生成性。而这种构建需要发生于一定的国际生存空间。即国际社会的“共有文化”对于国家的属性、特征、角色具有承认权，赋予权、生成权。国家的主权独立、财富、尊严等都不是由客观的物质权利所界定的，而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