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史记·陈涉世家》

读书笔记
《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言“苟富贵，无相忘”佣耕之人笑其“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而待到其称王以后，“故人尝与其佣耕者”来投，虽然门官不允，但是“陈王出，遮道呼涉”当时陈胜早已称王，此时一人敢拦王架，如果非陈涉故人，必然获罪，也许早已被侍卫斩杀。

此人又敢直呼“陈涉”，而陈王不杀之，反而“召见，载与俱归”，何也。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陈涉应前时之言，富贵而无忘故人，也可见陈涉宽厚仁义，有容人之量；第二，是陈涉效仿前人如晋文公之徒，以此法收买人心。

然而，后有人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其言，轻威。

”之后陈王有杀了他，之后陈涉故人“皆自引去”，陈王随无亲者，可见陈涉目光不可谓之长远，也可知陈王得意图不在于收买人心，应该是第一种可能。

陈涉因为故人不知礼节而杀之，并非高见，告诫或是责罚他就可以了，何必杀了他，想必陈涉还是没有不够有远见卓识，这也是称王六月而亡的原因之一吧。

陈涉又言“燕雀安之鸿鹄之志哉”可见其少年已有大志，后来陈涉首倡大计也是他怀有大志的表现。

二世元年发闾左谪戍渔阳，始皇尸骨未寒，二世初立，又加之连年征战，天下初定，本应当大赦天下，修养生息，不宜再动刀兵，而二世却征发闾左，如陈涉，刘邦者应不在少数，此秦亡之兆也。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发皆斩。

”此陈涉起义的直接原因。

以此可见秦法之严苛，子曰“苛政猛于虎也”果真如是，有人曾说司马迁此言有误，过于夸大秦法严苛，果真如他们所言吗，由于我手中没有《秦律》无法验证，有介绍说秦律中无此记载，可是因为是“谪戍渔阳”，那么会不会是因军法而当斩。

我也不知从何解释。

还有天下大雨可让道路不通，其言是否属实呢？我特地查了地图，阳夏是河南周口市，渔阳是北京密云，而这两地均位于华北，季风气候即使是大雨怎么会阻碍道路，并且两地之间还多是平原，自然不会有泥石流之类的地质灾害，不过毕竟已经时过境迁，我也没有考虑当时到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敢说司马迁的记载有误，不过我仍有疑问。

陈胜、吴广因为以上原由已有了造反之心，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密谋:第一，考虑起义的借口“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可乎？”;其次,考虑起义打出的旗号，因为扶苏、项燕顺应民心，于是就以其为号；第三，以迷信手段收服人心，树立威信。

可陈胜、吴广两人谋划此事，为何要以陈胜为王，而不是吴广呢，是不是吴广不如陈胜，可是后文有言“吴广素爱人”吴广杀尉“陈胜佐之”费解；第四，准备工作齐备，吴广以苦肉计杀尉，这是选择时机。

陈胜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一问真乃惊天一问，陈涉首倡起义，开天下起义之先河，果如贾谊之言“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汉初之王侯将相，果真如期所言，多起于草莽。

陈涉初得一隅之地而应三老之言，僭号称王。

以为不妥，昔时，文王天下三而有二，仍向商纣称臣，而其后三国之时曹操、董卓之徒可操纵皇帝生死人不敢称帝，而袁术僭号称帝，建立成国招致诸侯共讨，死于非命。

虽然，世殊事异，但是急于称王也必然首当其冲，遭到秦军章邯的镇压。

“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可见天下之心意在诛杀暴秦，后文言道“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又言“楚
兵数千为俱者，不可胜数”也是天下人志在亡秦的体现。

前文称陈胜为陈涉，待其称王之后则称之为王，可见司马迁文章之严谨，就如同对于高祖的称呼一样，有多次变化。

皆符合当时高祖的身份。

陈涉杀葛婴一事，可见陈涉对于虚名权力的贪欲。

武臣，张耳，陈余自立赵国，激怒陈涉也是这一体现。

不过有人劝谏陈王因此事，而册封三人，到是不失为高见，既在表面上维护了陈涉张楚政权的权威，声明赵国是听命于张楚政权的，又可以免去同室操戈的尴尬境地，防止其他势力的插入，防止秦人利用两下矛盾从中渔利，还可以收买人心。

后来韩信自称为齐王，激怒了刘邦，张良也是如此建议的。

不过这也表明起义军的目的与动机不在单纯的是为保全性命，讨灭暴秦，而是在攻伐之中，攫取利益，谋一己之私。

可见义军也并非完全是正义的，他们也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天下苍生，黎民百姓。

后来的楚汉之争也是如此。

后文各个义军头领的尔虞我诈，刀兵相向也是如此。

田臧等人密谋，杀害吴广，后来陈胜不杀田臧，缺奖励他，说明陈胜为了全力是可以牺牲自己以前与一起起义的战友的，可见陈涉当时也可谓是利欲熏心了，后文他杀掉与其佣耕的故人也是这一观点的体现。

文章结尾言道“陈涉王凡六月”那么陈涉旋踵而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原因有六：第一，称王过早，如此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实力不足，清人姚苧田《史记菁华录》有言汉初，将相王侯多起侧微，其草野倨侮，应不减此。

而独于涉传详之，一以应“怅恨”之时而自为摹写，一以见陈涉甫得一隅之地而惟以宫殿帷帐夸耀庸奴，惜其无远大之图，故忽焉殒命。

第二，起义军多为农民，见识短浅，缺乏深谋远虑，而且军力不强，敌不过身经百战，装备精良的秦军。

第三，起义军众多而力量不能集中，缺乏统一的领导，陈胜军内部也有诸多争端，可谓各怀异心，并且还互相兼并，互相打击。

第四，秦将章邯指挥得当，屡挫义军。

第五，陈胜斩杀故人，以致“王故人皆引自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我观陈胜此人并无大才，只图富贵，并无帝王之志，也无帝王之能，一言以蔽之“器小”，但是他首倡起义，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天之语，义起反秦，天下响应，也可谓之千古一人了。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读书笔记
历史是一面镜子，晚清的衰败与中国文化的负面思想紧密相关。

作者用自己的思想反思和探索了晚清的败局，正如作者在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独到的对历史的见解来为我们讲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至甲午战争这50年间的思潮与人物，并且还提到了若干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对此，史家们有过种种解说。

然而，对这种种解说读后细思，在迭获教益的同时，又往往产生似信撕疑的新困惑。

本书呈现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新探索。

”作者在卷首献辞中这样写道。

本书共有十四个章节，上面也说了，书中写到的不仅是历史思潮，也有不少历史人物。

其中提到了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思潮，人物有林则徐、郭嵩焘、魏源、徐继畬、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王韬、冯桂芬、郑观应、慈溪、康
有为等人，还有一些西方在华人士。

所以我把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开头，也把当时的社会情况总结了出来。

第二部分为人物部分。

第三部分为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思潮。

第四部分为第十四章，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书中第一部分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的联系。

本书名曰“晚清大变局”，那么何为大变局呢？乍一看，就觉得这个大变局指的就是清朝末期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丧权辱国、百姓民不聊生等政治、社会上的惨烈局面。

但是作者指出：“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

”
那么这样的局面为什么恰恰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呢？作者在第一章就给我们做出了解释。

这样的局面的，其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1644年清军入关，推翻了汉人的统治，在社会生活的不少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改变。

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汉化，这些改变都成了沧海一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生活和文化仍延伸着。

众所周知，中国以前是一个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但是从元朝中后期开始，实力一路下降，到了晚清时期更是变得任人宰割。

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当时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是绝大部分原因。

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就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

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
这种愚昧无知的制度带来的后果却令一个庞然大国慢慢变成了西方列强手中的玩物，任西方列强宰割。

明朝时期的倭寇，就是这个错误国策的产物。

谁说倭寇都是日本人，当时的倭寇还有大都数都是中国人，就因为“海禁政策”和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海禁政策”还把中国孤立在了人类文明的潮流之外，许多西方先进的文明产物不得流进国内，而中国的文明则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牵制不得进步，反而原地踏步。

作者还拿英国和俄罗斯比较了当时的清王朝。

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

三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三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作者在第二部分提到了晚清时期的一些仁人志士，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比较先进的人物。

如林则徐和郭嵩焘，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嵩焘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在后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被誉为民族英雄，而郭嵩焘却被说成了崇洋卖国的卖国贼。

其实不尽然，在林、郭二人不同的遭遇背后包含着时代和历史的奥秘。

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了当时的民族英雄。

那么说郭嵩焘就真的不爱国了吗？当然不是，其实他也跟林则徐一样爱国。

那为什么他就被人说成了卖国贼呢？或许是他认识西方、处理同西方的关系的做法和想法和别人不同的原因吧。

他有自己的一套对外关系理论。

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总之，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提出的。

郭嵩焘的爱国主张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

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

所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进步。

有的人，在他们心中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的感染，有着不同于传统思想的看法。

而这些人在当时被看做是异类，甚至是叛徒、卖国贼。

在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都是时代的产物，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他们的思想合不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

第三部分写到了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

这个思潮不绝如缕，只要儒学被视作统治思想，几乎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但它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常都是社会腐败现象特别严重的反响。

在清朝，经世致用思想曾经两次兴起过。

第一次是清初顾炎武等人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为反对明末空疏的学风而
倡导。

第二次是进入19世纪，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社会的凋敝又一次触动了朝野有为之士的心弦，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无力解决这些难题，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弥漫。

1826年，魏源受贺长龄之托，仿照明代《皇明经世文编》的体例编就《皇朝经世文编》，反映了这一思潮在19世纪中国长盛不衰的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和外患交织，经世致用便成了统治阶层应付这个困境的基本思路。

经世致用的特征之一是力求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的问题。

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筹海防夷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为经世致用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第一，了解夷情。

第二，整军经武。

但是，当时的人，从皇帝到大臣都对西方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严重现状确乏起码的认识。

在这样的状况下，稍遇挫折便安于“悉如旧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当时了解夷情了解的不够彻底。

在说说军队的情况，八旗兵和绿营是清朝的基本军事支柱。

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不但八旗兵已丧失战斗力，绿营也已成腐木朽株。

全国有绿营兵60万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额已成公开的秘密，各级领兵官员普遍吃空额，贪污军费。

军纪败坏也已经达到兵匪不分、无恶不作的地步。

那么说晚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想适应不适应当时的社会背景呢？用作者的话说“它就处在深刻的内在矛盾之中。

”第一，它的内容与历史需要存在着矛盾。

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它包括治理天下的多种学科：行政、司法、财政、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

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经世致用思想所没有的。

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

第二，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这个思想本身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经世致用之士通常都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实际事务，有的且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这个思潮无非是儒家内部的一股潮流，其基本前提是通经，通经的本质是宗经，其极端是以经典词句为是非标准，而与求实精神背道而驰，有些经典上的思想且已转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意识或先验观念。

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但是，从魏源起19世纪中国所有先进的思想家，都是以此为中介去寻找新的救
国救民的真理、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

所以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阶段。

在洋务运动前期，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在全国展开工业运动。

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

在两次鸦片战争
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
第四部分写了清末新政及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

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其功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

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

《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

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

”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

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

仍令合籍共财。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

但
是，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

此应及时举办。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

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第二：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

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就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

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

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

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

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

）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

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

第三：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废除科举制。

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

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

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

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

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第四：建立民主政制。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

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

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

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

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晚清新政改革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还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经之路，而且更是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官僚制度腐败，百姓生活支离破碎，国家收入入不敷出，越来越多的人民奋起反抗，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

但是，几千年的奴役专制统治固若金汤，几千年来可以说是风吹不进、雷打不动，成千上万次的造反、起义、暴动，无数次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磐石般坚实的基础。

虽然当时有些人为了改变目前的状况而进行一系列改革，但他们的改革不够彻底，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不够全面。

或者说，一场旨在维持黑暗的奴役专制统治、仅仅局限于上层官僚参与的社会运动，又怎么可能与中国现代化或者社会转型挂上钩？
吴思《隐蔽的秩序》
读了两遍吴思先生《隐蔽的秩序》，迟迟无法下笔。

书中所提到的各种潜规则：贪污边界的变化从严格到宽松（皇帝对官员）、各种名目繁多的孝敬（官员对官员）、官员的合法伤害权（官员对百姓）、白员的滋生（不务正业的人对百姓）、土匪和黑帮的行规（流氓对百姓），等等，不一而足，看了之后触目惊心。

以史为鉴，可以知今。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到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的遗留。

以上种种，在当今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例子，让人沮丧不已。

而最另我震惊的是吴思先生关于公平的解释：公平也是有等级的。

所谓第一等的公平，是民众本应享有的权利，就是臣民级的公平；而第二等的公平，就是被潜规则变化的公平，是奴隶级的公平；当"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候，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迷信”的积极功用（其实宗教的作用大体相当且形式上更文明）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

……而“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

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

……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缥缈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

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

”（P378）
想想以前在中学读书,在分析一些课文（尤其是明清小说）的中心思想时，总被要求批判一下文中表现出来的“因果报应的封建糟粕”。

其实这样做何尝不是在鼓励坏人继续害人。

“如果我们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踏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P379）
——这在无神论盛行又处于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

●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大屠杀
十七世纪中叶，四川温江县在张献忠屠剿之后，“人类几灭”,全县仅存32
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张献忠在成都立过一块“七杀碑”，上边刻者他大屠杀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对于农民起义，在当今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因为我们要构筑我们的“权力美学”。

年初中青报“冰点”周刊事件不就是因为袁伟时的文章贬抑了义和团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