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变迁——基于中国研究的回溯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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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宗教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参与建构合法性认同。 杜
理 论 界 ２０１３ 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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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４８１期·
【社会观察】
赞奇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教与公民身份认同 （citizen－ ship） 的相互建构， 〔11〕 将着眼点放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 的渗透上，考察的聚焦在于北方农村地区国家的力量对地方 权力组织的影响。杜赞奇认为，国家的诞生伴随着现代化的 过程，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之内得以形成。由此他的问题是： 在旧有的帝国体系中，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如何运行？地 方组织与权威之间如何联系？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地方权威 如何由于国家的渗透而转型、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关系？
通过对天津河北等华北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赵文祠发 现中国的天主教并没有向市民社会的方向转变。首先，在中 国北方的天主教村庄，宗教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微乎 其微，并未促成市民道德认同 （civic moral identity） 的 形成。其次，由于天主教对认同和忠诚的强调，使信徒很难 对家庭和宗教团体以外的社会关系形成信任，这不利于契约 精神的建立，从而无法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 积极因素。 〔5〕 再次，在农村，天主教必须面对如何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相协调的问题；在城市，天主教的发 展所面对的更紧迫的问题是缺乏应对现代化冲击的经验。但 其共同点在于，都无法给基层民众和政治与知识精英提供道 德上的联系，所以它对市民社会形成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 了。而这又为天主教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造成了新的 困境：相比较与其他宗教 （尤其是基督新教），它的发展速 度相对缓慢；它一直需要应对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冲 突，处理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 〔6〕
当赵文祠把研究的视野从大陆农村扩展到香港、台湾等 地，并将研究对象从天主教扩展到佛教、道教等，他发现在 这些地方都存在着一个广大而有声的中间阶层，宗教在市民 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7〕 无论是在香港还 是在台湾，赵文祠敏锐地发现，宗教以社会慈善或者说社会 公益的形式参与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从倡导者到服务的提 供者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它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公民意 识并建立社会责任。
其次，将宗教放置在不同的社会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这 种比较不仅停留在中国传统与天主教／新教传统的比较，更 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将大陆与香港、台湾、海外 华人等文化圈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注重的是在同样的文化传 统下，宗教为什么会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形成 不同的发展路径，将政治结构、民族认同等因素引入分析框 架。赵文词研究天主教在中国市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杜赞 奇分析宗教对于中国早期国民性形成中的角色，都引入了这 种比较研究的视角。
汲喆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中佛教的发展路径研究，在 方法论上主张在研究不同社会宗教世俗化进程时，应进入到 该社会的场域 （field） 之中，历史地、具体地予以分析。他 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 系，主要观点是：第一，是摆脱天主教中心主义的影响，从 中国社会的场域出发，历史性地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他始 终很注意宗教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因而他主张在理解中 国 的 世 俗 化 进 程 时 ， 应 该 格 外 注 意 宗 教 力 量 （religious force） 和国家 （state） 的相互作用，对于宗教力量的理解不 应是单一的，它是一种有关宗教的集合体，包括教派、集体 信仰和各种宗教运动；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宗教与国家的权力 互动关系上，而不是文化生活或观念在社会结构或者宏观概 念上的体现。
二、通过宗教来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变迁 １．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赵文祠 （Richard Mad－ sen） 的问题意识起源于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对话： 〔4〕 为何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情形下，宗教 实践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另外一些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宗 教实践是如何与国家、市场、道德秩序相互影响和构建的？
在汲喆的研究中，他强调“合法化 （legitimation）”是 理解中国的国家－宗教关系的核心概念，他对于佛教在解放
后的发展就是围绕着佛教如何在国家权力下寻找和确立合法 性而展开的。1949年后半年开始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 直有各种规模的佛教学习班存在，这种学习班不仅是在思想 和仪式上对佛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将国家权力内 化并建立新的佛教制度的过程。这一时期，政治合法性与社 会合法性是高度重合的，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它意味 着佛教作为新的组织制度进入到了国家层面，获得了国家权 力的认可、具有了合法性的地位。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之 初，佛教受到重视和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佛教的伦理 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新的政权具有帮助作用，另一方 面将佛教限制在一定发展范围内的策略。这样以来，佛教作 为制度化的组织接受各级统战部和政协的领导成为国家的一 个“单位”或“部门”。以1993年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之 际赵朴初对佛教三大优秀传统 〔10〕 的总结为标志，政治任 务逐渐不再占据佛教发展的核心地位，其政治意义下降、宗 教意义上升，转向自身教义和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正是由于 前40多年的在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制度性建设，使佛教即便不 再以政治合法性为主要任务，其社会合法性仍然为后期的发 展创造了诸多优势。虽然官方认可的佛教与民间新兴的佛教 之间的界定并非泾渭分明，但是民间新兴宗教借助并分享了 佛教的社会合法性基础。
在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国家继续将儒家 思想作为建立新的公民社会的道德和精神资源，但是都无意 于将其发展成为一种与西方天主教相近的国家宗教。国家对 于宗教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吸收其对于民族－国家和 国民身份认同的建设有用的方面，同时将“迷信 （supersti－ tution）”作为非法的内容进行控制和排除。所以在近代中国 国民身份认同建设时，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宗教观念、现代化 进程、民主平等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传 统逐渐趋于势微；与此同时，半殖民地化的社会现实又没有 形成足够的压力，使中国社会回归自身内部、从自身的宗教 和文化传统中寻找和挖掘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要素。尤其是 五四运动以后，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政治体制，对宗教概念 和实践的需要都十分有限，他们既不需要依靠宗教来建立合 法性基础，也不需要通过宗教和其他的历史资源来推进道德 和社会建设，所以在这个时期，宗教信仰与公民的身份认同 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与东南亚殖民地中，中国散居移 民 （diaspora） 的身份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南洋群岛 上，本地人及国家所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外来的殖民者所 带来的则是天主教的传统。在全球的和当地的双重压力之 下，生活在那里的中国移民为了寻找并建立自身的认同，在 文化精英的带领下回归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仰中。
的问题意识、分析范式、研究方法、理论贡献等，以此来寻找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切入点，并为今后在
此基础上展开的新研究做一可资探讨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宗教；社会变迁；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3） 09－0066－04
对于宗教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从问题意识出发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第一，如何通过宗教研究来理解和解释中国 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学者们有的考察普罗大众的日常生 活、关注剧烈的社会变革下精神层面需求的改变，有的关 注共同体边界的认可、身份认同的确定，也有的着重分析 宗教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宗教参与下社会结构的重塑等等 不一而足，但究其根本，都是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 第二，通过宗教思考和回应“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变迁的 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认为是“命定的现代化”，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如何折射出变革的历程？抑或说这 种变革如何在宗教中得到体现？第三，寻求中国的社会现 实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世俗化理论、 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中的 宗教研究，都产生于中国的现实之外，那么它们对于中国 社会中的宗教是否具有解释力？而中国的现实又会对这些 理论作出何种修正或补充？
·总第４８１期·
【社会观察】
宗教与社会变迁
—— —基于中国研究的回溯与思考
wenku.baidu.com
□邢婷婷
（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是关于中国宗教与近代以来社会变迁诸研究的文献回顾。试图通过梳理学者们对宗教与市民社
会、世俗化问题、国家－宗教关系、合法性的建构、个体精神生活等问题的研究，来厘清以往在该问题研究上
在对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杜赞奇发 现，宗教制度为农村社会权威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框架，而现 代国家权力在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也是借助宗教制度和 活动这个框架得以运行的。要认识农村地方社会，一个关键 角色不能忽视— ——地方精英 （local elite），而宗教与地方 精英的关系，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得以渗透的结构性基 础：宗教活动和制度为地方精英表达领导权和责任意识创造 了空间；同时地方精英又通过宗教活动 （例如关帝信仰等） 建立了地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正是通过宗教制度和宗教 活动，国家权力－地方精英－农村社会三者在中国现代国家 的形成初期产生了互动：一方面村庄大量的公共活动都嵌入 在宗教领域当中，或者说需要通过宗教制度得以完成，那么 宗教事实上为现代意义上的“公会”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 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扩张需要地方精英权力的转型，同时 也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地方精英运用这种转型，通 过村庄范围的宗教组织来表达其领导权时，这种领导权便自 然而然地具有了新的功能。这样以来，地方精英与传统帝国 的联系开始转变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而村庄与国家的新 的政治关系便是在民族－国家的情境中得以酝酿和形成的。
一、方法论 在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时，从方法论 的角度来看，主要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对宗教的分析 既不应只在于仪式和符号的解读，也不能限于结构性的解 释，而要通过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来理解宗教 与社会的关系。第二，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相同的问题放 置在不同的社会场域加以考察。 首先，宗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由结构的不断变化 而造就，又通过仪式、符号等表现出来。在一个社会内部 人们之所以对宗教产生统一性的认识，是因为这些人的经 验基于共同的社会结构而形成。同时，又存在着多种取向 的维度和不同的群体，构成了宗教多元性产生的结构性原 因；此外，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结构的变化，会使人们的
尽管理论聚焦关注的都是世俗化问题，但是在杜赞奇的 定义中，宗教世俗化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全 球和地方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宗教与世俗化这两方面各 自内部经常性的重构与变动。他借助“citizenship”这个概 念，通过对比研究近代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殖民地中，中国传 统宗教在身份认同中的不同作用，来解释全球与地方、传统 与现实对宗教世俗化的影响。
宗教观念随之而产生变化，这是多元性产生的另外一个原 因。 〔1〕 所以任何的意义都不可能离开结构而存在，即不能 仅仅通过符号或仪式来解读宗教的存在和变迁。 〔2〕 文化诠 释具有两方面的有限性：一个是预先决定 （predetermination） 的 局 限 性 ； 另 一 个 可 能 产 生 过 度 诠 释 （over－interpretation）。 〔3〕 但是光从结构入手也无法对问题 作出有效解释，因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缺乏对变化的把握。 所以要想对社会中的宗教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应该将文 化的分析纳入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具体到对中国社会与宗 教问题的解释：一方面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治、宗族、社区 等结构造就了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基本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制 造了统一性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塑造了对宗 教的解读的多样性，社会制度与社会经验的变迁又可以进一 步导致对信仰的再解读。
［收稿日期］ 2013－04－16 ［作者简介］ 邢婷婷 （1982－） 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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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第 ９ 期 理 论 界
【社会观察】
·总第４８１期·
赵文祠将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背 景中进行考察，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表现形式、特殊利益 如何作用于复杂的工业社会，从而使得宗教在市民社会形成 过程中的角色具有了多样性。
２．社会变迁中的宗教世俗化问题 。汲喆和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在研究中国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时，都 将理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中国宗教与世俗化的问题上面。汲喆 认为，世俗化的过程是宗教力量与国家力量双重作用的结果， 对于宗教的解构和再建构，是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 〔8〕 杜 赞奇在研究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考察了中国现代国家形 成初期宗教群体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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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奇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教与公民身份认同 （citizen－ ship） 的相互建构， 〔11〕 将着眼点放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 的渗透上，考察的聚焦在于北方农村地区国家的力量对地方 权力组织的影响。杜赞奇认为，国家的诞生伴随着现代化的 过程，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之内得以形成。由此他的问题是： 在旧有的帝国体系中，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如何运行？地 方组织与权威之间如何联系？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地方权威 如何由于国家的渗透而转型、从而创造出新的权力关系？
通过对天津河北等华北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赵文祠发 现中国的天主教并没有向市民社会的方向转变。首先，在中 国北方的天主教村庄，宗教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微乎 其微，并未促成市民道德认同 （civic moral identity） 的 形成。其次，由于天主教对认同和忠诚的强调，使信徒很难 对家庭和宗教团体以外的社会关系形成信任，这不利于契约 精神的建立，从而无法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 积极因素。 〔5〕 再次，在农村，天主教必须面对如何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相协调的问题；在城市，天主教的发 展所面对的更紧迫的问题是缺乏应对现代化冲击的经验。但 其共同点在于，都无法给基层民众和政治与知识精英提供道 德上的联系，所以它对市民社会形成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 了。而这又为天主教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造成了新的 困境：相比较与其他宗教 （尤其是基督新教），它的发展速 度相对缓慢；它一直需要应对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冲 突，处理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 〔6〕
当赵文祠把研究的视野从大陆农村扩展到香港、台湾等 地，并将研究对象从天主教扩展到佛教、道教等，他发现在 这些地方都存在着一个广大而有声的中间阶层，宗教在市民 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7〕 无论是在香港还 是在台湾，赵文祠敏锐地发现，宗教以社会慈善或者说社会 公益的形式参与社会生活，并不仅仅是从倡导者到服务的提 供者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它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公民意 识并建立社会责任。
其次，将宗教放置在不同的社会场域进行比较研究。这 种比较不仅停留在中国传统与天主教／新教传统的比较，更 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将大陆与香港、台湾、海外 华人等文化圈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注重的是在同样的文化传 统下，宗教为什么会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形成 不同的发展路径，将政治结构、民族认同等因素引入分析框 架。赵文词研究天主教在中国市民社会形成中的作用、杜赞 奇分析宗教对于中国早期国民性形成中的角色，都引入了这 种比较研究的视角。
汲喆对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中佛教的发展路径研究，在 方法论上主张在研究不同社会宗教世俗化进程时，应进入到 该社会的场域 （field） 之中，历史地、具体地予以分析。他 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宗教组织之间的关 系，主要观点是：第一，是摆脱天主教中心主义的影响，从 中国社会的场域出发，历史性地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他始 终很注意宗教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因而他主张在理解中 国 的 世 俗 化 进 程 时 ， 应 该 格 外 注 意 宗 教 力 量 （religious force） 和国家 （state） 的相互作用，对于宗教力量的理解不 应是单一的，它是一种有关宗教的集合体，包括教派、集体 信仰和各种宗教运动；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宗教与国家的权力 互动关系上，而不是文化生活或观念在社会结构或者宏观概 念上的体现。
二、通过宗教来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变迁 １．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赵文祠 （Richard Mad－ sen） 的问题意识起源于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对话： 〔4〕 为何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情形下，宗教 实践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另外一些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宗 教实践是如何与国家、市场、道德秩序相互影响和构建的？
在汲喆的研究中，他强调“合法化 （legitimation）”是 理解中国的国家－宗教关系的核心概念，他对于佛教在解放
后的发展就是围绕着佛教如何在国家权力下寻找和确立合法 性而展开的。1949年后半年开始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 直有各种规模的佛教学习班存在，这种学习班不仅是在思想 和仪式上对佛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是将国家权力内 化并建立新的佛教制度的过程。这一时期，政治合法性与社 会合法性是高度重合的，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它意味 着佛教作为新的组织制度进入到了国家层面，获得了国家权 力的认可、具有了合法性的地位。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之 初，佛教受到重视和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佛教的伦理 影响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新的政权具有帮助作用，另一方 面将佛教限制在一定发展范围内的策略。这样以来，佛教作 为制度化的组织接受各级统战部和政协的领导成为国家的一 个“单位”或“部门”。以1993年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之 际赵朴初对佛教三大优秀传统 〔10〕 的总结为标志，政治任 务逐渐不再占据佛教发展的核心地位，其政治意义下降、宗 教意义上升，转向自身教义和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正是由于 前40多年的在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制度性建设，使佛教即便不 再以政治合法性为主要任务，其社会合法性仍然为后期的发 展创造了诸多优势。虽然官方认可的佛教与民间新兴的佛教 之间的界定并非泾渭分明，但是民间新兴宗教借助并分享了 佛教的社会合法性基础。
在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国家继续将儒家 思想作为建立新的公民社会的道德和精神资源，但是都无意 于将其发展成为一种与西方天主教相近的国家宗教。国家对 于宗教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吸收其对于民族－国家和 国民身份认同的建设有用的方面，同时将“迷信 （supersti－ tution）”作为非法的内容进行控制和排除。所以在近代中国 国民身份认同建设时，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宗教观念、现代化 进程、民主平等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传 统逐渐趋于势微；与此同时，半殖民地化的社会现实又没有 形成足够的压力，使中国社会回归自身内部、从自身的宗教 和文化传统中寻找和挖掘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要素。尤其是 五四运动以后，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政治体制，对宗教概念 和实践的需要都十分有限，他们既不需要依靠宗教来建立合 法性基础，也不需要通过宗教和其他的历史资源来推进道德 和社会建设，所以在这个时期，宗教信仰与公民的身份认同 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与东南亚殖民地中，中国散居移 民 （diaspora） 的身份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南洋群岛 上，本地人及国家所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外来的殖民者所 带来的则是天主教的传统。在全球的和当地的双重压力之 下，生活在那里的中国移民为了寻找并建立自身的认同，在 文化精英的带领下回归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仰中。
的问题意识、分析范式、研究方法、理论贡献等，以此来寻找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切入点，并为今后在
此基础上展开的新研究做一可资探讨的理论准备。
关键词：宗教；社会变迁；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13） 09－0066－04
对于宗教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从问题意识出发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第一，如何通过宗教研究来理解和解释中国 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学者们有的考察普罗大众的日常生 活、关注剧烈的社会变革下精神层面需求的改变，有的关 注共同体边界的认可、身份认同的确定，也有的着重分析 宗教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宗教参与下社会结构的重塑等等 不一而足，但究其根本，都是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种种。 第二，通过宗教思考和回应“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变迁的 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认为是“命定的现代化”，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如何折射出变革的历程？抑或说这 种变革如何在宗教中得到体现？第三，寻求中国的社会现 实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世俗化理论、 宗教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中的 宗教研究，都产生于中国的现实之外，那么它们对于中国 社会中的宗教是否具有解释力？而中国的现实又会对这些 理论作出何种修正或补充？
·总第４８１期·
【社会观察】
宗教与社会变迁
—— —基于中国研究的回溯与思考
wenku.baidu.com
□邢婷婷
（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本文是关于中国宗教与近代以来社会变迁诸研究的文献回顾。试图通过梳理学者们对宗教与市民社
会、世俗化问题、国家－宗教关系、合法性的建构、个体精神生活等问题的研究，来厘清以往在该问题研究上
在对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杜赞奇发 现，宗教制度为农村社会权威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框架，而现 代国家权力在向农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也是借助宗教制度和 活动这个框架得以运行的。要认识农村地方社会，一个关键 角色不能忽视— ——地方精英 （local elite），而宗教与地方 精英的关系，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得以渗透的结构性基 础：宗教活动和制度为地方精英表达领导权和责任意识创造 了空间；同时地方精英又通过宗教活动 （例如关帝信仰等） 建立了地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正是通过宗教制度和宗教 活动，国家权力－地方精英－农村社会三者在中国现代国家 的形成初期产生了互动：一方面村庄大量的公共活动都嵌入 在宗教领域当中，或者说需要通过宗教制度得以完成，那么 宗教事实上为现代意义上的“公会”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 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扩张需要地方精英权力的转型，同时 也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地方精英运用这种转型，通 过村庄范围的宗教组织来表达其领导权时，这种领导权便自 然而然地具有了新的功能。这样以来，地方精英与传统帝国 的联系开始转变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而村庄与国家的新 的政治关系便是在民族－国家的情境中得以酝酿和形成的。
一、方法论 在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时，从方法论 的角度来看，主要可以总结出两点：第一，对宗教的分析 既不应只在于仪式和符号的解读，也不能限于结构性的解 释，而要通过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来理解宗教 与社会的关系。第二，采用比较的方法，将相同的问题放 置在不同的社会场域加以考察。 首先，宗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由结构的不断变化 而造就，又通过仪式、符号等表现出来。在一个社会内部 人们之所以对宗教产生统一性的认识，是因为这些人的经 验基于共同的社会结构而形成。同时，又存在着多种取向 的维度和不同的群体，构成了宗教多元性产生的结构性原 因；此外，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结构的变化，会使人们的
尽管理论聚焦关注的都是世俗化问题，但是在杜赞奇的 定义中，宗教世俗化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全 球和地方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宗教与世俗化这两方面各 自内部经常性的重构与变动。他借助“citizenship”这个概 念，通过对比研究近代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殖民地中，中国传 统宗教在身份认同中的不同作用，来解释全球与地方、传统 与现实对宗教世俗化的影响。
宗教观念随之而产生变化，这是多元性产生的另外一个原 因。 〔1〕 所以任何的意义都不可能离开结构而存在，即不能 仅仅通过符号或仪式来解读宗教的存在和变迁。 〔2〕 文化诠 释具有两方面的有限性：一个是预先决定 （predetermination） 的 局 限 性 ； 另 一 个 可 能 产 生 过 度 诠 释 （over－interpretation）。 〔3〕 但是光从结构入手也无法对问题 作出有效解释，因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缺乏对变化的把握。 所以要想对社会中的宗教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应该将文 化的分析纳入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具体到对中国社会与宗 教问题的解释：一方面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治、宗族、社区 等结构造就了整个社会所共享的基本经验，正是这些经验制 造了统一性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塑造了对宗 教的解读的多样性，社会制度与社会经验的变迁又可以进一 步导致对信仰的再解读。
［收稿日期］ 2013－04－16 ［作者简介］ 邢婷婷 （1982－） 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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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第 ９ 期 理 论 界
【社会观察】
·总第４８１期·
赵文祠将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背 景中进行考察，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表现形式、特殊利益 如何作用于复杂的工业社会，从而使得宗教在市民社会形成 过程中的角色具有了多样性。
２．社会变迁中的宗教世俗化问题 。汲喆和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在研究中国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时，都 将理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中国宗教与世俗化的问题上面。汲喆 认为，世俗化的过程是宗教力量与国家力量双重作用的结果， 对于宗教的解构和再建构，是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 〔8〕 杜 赞奇在研究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考察了中国现代国家形 成初期宗教群体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