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鉴赏】从_檀香刑_看莫言式的民间立场

y

从《檀香刑》看莫言式的民间立场

漆福刚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北襄阳441021)

摘

要:莫言的近作《檀香刑》被认为是体现其努力转向民间立场的一次重大尝试，但是其民间立场因为带有鲜明的个性而引起了关于小说中历史、刑罚和爱欲的争论。本文认为《檀香刑》实际上体现的是莫言带有强烈知识分子批判眼光的民间立场，是莫言一贯的民族悲剧、民族根性和民族生命力主题的重申，是一种莫言式的民间立场。关键词:《檀香刑》;莫言式的民间立场;民族悲剧;民族根性;民族生命力收稿日期:2011－05－10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 (2011)06-0017-03作者简介:漆福刚(1963－)，男，湖北黄梅人，编审，研究方向为编辑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檀香刑》自2001年问世以来，即作为莫言继《红

高粱》和《丰乳肥臀》之后的又一部广受关注的作品，

小说讲述的是高密县东北乡猫腔艺人孙丙联合义和团反抗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失败后被大清第一刽子手同时又是他亲家的赵甲用檀香刑钉死的故事，中间贯穿着刽子手赵甲混迹刑场的职业生涯和孙丙的女儿孙媚娘与东北乡县令钱丁的生死爱欲。这部作品在封底的介绍中被包装以“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的称号，正迎合了当下关于民族、民间的讨论，受到评论界的热捧，同时，《檀香刑》中的与正史有碰撞的历史观、汪洋恣意的酷刑描写和有违伦理的爱欲关系也引起不小的争议，论

者认为《檀香刑》中记叙的这“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

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封底介绍)都和“莫言式的民间立场”息息相关，而与之相关

的种种争议同样在“莫言式的民间立场”的关照下才可得以解释。

而说到“民间”一词，当下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概念，“民间文化形态”的倡导者、著名学者陈思和曾提出了其具有的三个特征，即“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

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

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

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之形态。

”［1］如果用这些标准衡量比对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艺，不啻为一种公允的说法，但是当我们用来分析莫言的小

说，尤其是《檀香刑》时，我们就发现莫言的

“民间立场”及其在文本中的表现并不一一耦合，莫言的《檀香刑》虽

然也是在讲一个色彩斑驳的历史故事，也是浓墨重彩地写男写女写情写爱，也是描摹一个骇人听闻泥沙俱下的传奇，但是，吊诡的是，读者在读过之后，更多的是在情感得到宣泄，好奇得到满足之后，感受到强烈的批判色彩，引发出思辨的反思欲望。这是因为，莫言的民间立

场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民间立场，是一种身在民间观察

而心在高空叹息的民间立场，是一种带有其强烈个性的“莫言式的民间立场”，他既不想成为庙堂的刻板文人，

也难以真的认同民间的“污”与

“垢”。一、述说“真”历史:民族悲剧的反思

《檀香刑》的故事背景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同治仓皇出逃。而义和团运动在官修的历史上是一面民众觉悟自发抵御外国侵略的旗帜。但

是，莫言在说及《檀香刑》的成书过程的时候坦言:

到1996年的时候，我想到胶济铁路修筑过程中，在我的故乡有一个戏班的班主，也就是小说中描写的孙丙，他领导老百姓自发地与入侵中国的德国人抗争。当然他们的抗争用现代的观念看很愚昧。孙丙这个人在近代史和地方志都有记载，但被拔高得很厉害，他被塑造成一个不亚于李自成式的英雄人物。后来我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了幸存的老人，发现孙丙作为一个农民，作为一个乡村戏班的班主，他没有意识到反帝反侵

略那样重要的问题。

［2］

对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书写至今已经不是新题材，但是书写者往往容易忽视历史的丰富性和事件的多样化，对那段历史的解读往往只停留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之中，而忽略个体的人的存在，因而，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中个人作用的思考就容易被遮蔽掉，使文学成为历史的点缀和附庸。

而像莫言这类的文学创作者则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人物和冲突，他们试图通过文学的夸张变形将一段真实的野史埋藏在各种隐喻之中，传达出一种更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生体验。这就在不知不觉中解构了正史，消解了正史赋予一个历史事件某种意义。这也就

是莫言经常被划入“新历史主义”作家的原因。

在《檀香刑》中村民们对胶济铁路的害怕并不是

因为经济原因或是政治原因，

而是因为“德国人把中·

71

·

国男人的辫子，压在了铁路下面。一根铁轨下，压一条辫子。一根辫子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而“那些被割了辫子的男人，先是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接着就精神恍惚，言语不清。成了地道的废人”。［3］189－190不能否认，莫言这里的确是用的是民间的语言、民间的思路来解释民间的问题，但是在当下的语境下，叙述这样种种愚昧的观点，叙述者变得可疑起来，即使是最真诚的语气，稍有常识的读者就会读出暗藏着的反讽意味。

而对诸如孙丙喝符水，设神坛，请神仙等义和团中种种带有浓烈迷信色彩的仪式我们更觉得作者这样如数家珍细细说来实际上是保持着强大的距离感的，这是一个民族落后于历史进程的悲哀。

而对于历史上真实的个人，莫言倒是抱有真实的“理解之同情”。比如说钱丁，这个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作为清国的一个官员，他既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的精神，一心报国保民，而又有官僚的依附性(一个集权国家的官僚永远是对上级负责的)，因而一方面他要为民做主想向德国人讨公道，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前途又要被迫参与对农民暴动的镇压。

这个被当下官方正史一般称作镇压义和团刽子手的前清官僚，莫言不是对他进行脸谱化的无趣处理，而是将他的矛盾与焦灼真切地刻画出来，因为莫言的民间立场带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作者曾这样说“我们心目中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民间状态是与‘红色经典’中所描写的历史差别非常大的。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比他们能够干得更文学一点，我们能够使历史更加个性一点。八十年代的创作环境允许我们站在一个相对更超脱一点角度上来看人、写人，把敌人也当人看待，当人来写”。［4］这里的民间立场是体现的是相对与官方(庙堂)的独立探求真实的立场，它的目的是在于对历史与民族的反思。

二、刻画“酷刑”: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檀香刑》中一共细致刻画了六次行刑，用了五种刑罚，分别是一、刽子手用“斩首”的刑罚处决赵甲“舅舅”;二、余姥姥用“腰斩”的刑罚惩处盗取国库的库丁;三、余姥姥和赵甲合作，用“阎王闩”处决小太监;

四、赵甲用“斩首”处决戊戌六君子;五、赵甲用“凌迟五百刀”处决钱雄飞;六、赵甲用“檀香刑”处决组织拳匪作乱的孙丙。这些刑罚被莫言有声有色的描写刻画的栩栩如生，也因此招来了种种非议，被认为是“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5］对文本中巨细无遗的血腥描写，我亦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莫言的辩解，也不乏合理性:

我觉得批评者或是读者应该把作者与书中的人物区别开来，赵甲对酷刑的沉迷并不等同于我对酷刑的沉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批评者，首先应该是、或者曾经是一个文化的沉迷者，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作者的判断立场，并不是一定要声嘶力竭地喊出来，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展示的本身具有沉迷和批判的二重性，这是问题的第四个方面。［6］

以上莫言的这段言论中是在努力划清自己跟叙述者的关系，同时不否认自己对酷刑有过沉迷，但更加强调他暗藏在字里行间的批判性。潜意识里，这是莫言自觉地把自己从小说中看酷刑的民众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虽然他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民间立场，但是骨子里还是寄予着对民间腐朽残忍一面的强烈批判，甚至为了表明这一点，莫言在小说中更是加入了刽子手对看客的议论，以表明他民间立场下的知识分子眼光:

师傅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人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3］240

对看客的描写最出名的莫过于鲁迅，他和五四一代开启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传统无疑将在莫言这里得到回响。“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7］当我们读到《檀香刑》的被钉在檀香橛子上的孙丙说出最后一句“戏……演完了……”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莫言心中的悲凉。

和现代刑罚手段(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监禁)不同，古典刑罚手段更加血腥暴力，是直接作用于肉体、产生痛感而不是通过限制人身自由来实现的，作家又通过赵甲的口，阐释出一个王朝痴迷于肉刑的奥秘:“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性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3］235赵甲也多次声明自己是替国家服务，代表国家的权威，如果说前两条理由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第三条“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则道破了一个社会残忍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残忍的刑罚固然要受到历史的唾弃，但是嗜好观赏刑罚的看客，则体现出一个不健全的、恶的、嗜血的人性。很显然，莫言是不妥协与这种人性的，他越是精细地描摹这些血淋淋的施刑过程，越是细致地勾画看客们的醉态，就越是体现出他内心作为一个有理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嘲弄与批判。

三、突显“爱欲”:民族生命力的呼唤

“爱欲”在莫言的小说中，从来就带有浓烈的象征意味，《檀香刑》中孙媚娘与钱丁的无婚姻的性和孙媚娘与赵小甲无性的婚姻构成一组对子。而莫言的民间立场就在于将爱与欲冠以生命力的意义，让其在毁灭中获得更高的自由，而不是落入才子佳人的大团圆的民众期待视野。

风流恣意的孙媚娘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寄予了作者对生命的礼赞和对自由的渴望的，不论是狗肉黄酒熏陶下的醇厚与野性，还是一双未缠裹的大脚暗示出的自由与奔放，都昭示出她性格中充满人性与回归

·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