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诚纪实散文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范诚纪实散文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异军突起，波涛汹涌，至今方兴未艾，其中纪实散文是其重要支流之一。

而范诚的纪实散文创作，虽只是该大潮与支流中涌现的浪花之一，但不同于一般随波逐流、稍纵即逝的“小”浪花，它不但以其体“大”、量“多”而彰显出非凡力量，而且以其蕴涵丰富、特色鲜明而令人瞩目。

近10年来，范诚先后出版了《本色凤凰》《崀山走笔》与《走玩湘西》等7部散文集，计200多万字。

这些作品，从“凤凰”“崀山”到“湘西”，“点”“面”结合，图文并茂，全面、具体、细致地反映了整个湘西——湘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文地理等，不但为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乡土文学与纪实散文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具意义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范诚的纪实散文以系列形式，集中、全面、系统地反映了
包括“崀山”等在内的“大湘西”“泛湘西”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与风俗民情等，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

其中《崀山名胜古迹》《崀山走笔》与《崀山乡土》等“崀山”系列，不但全方位、多角度地描述了崀山这一旅游胜地以及新宁县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与乡土风物，而且通过对众多人物的素描勾勒，深入挖掘了其中的历史内涵与人文精神；《本色凤凰》与《凤凰：那些人那些事》等“凤凰”系列也是如此：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但具体介绍了凤凰古城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地理等，而且更以熊希龄、陈渠珍、沈从文与黄永玉等名人为重点，凸显了其独特、厚重的人文内涵；而《阅读湘西》与《走玩湘西》等“湘西”系列，则由“点”到“面”，放眼湘西。

一方面，通过描写张家界、贺龙故居、潕溪书院、老司城、不二门与芙蓉镇等“山川形胜”，溪洲铜柱、土家织锦、拉拉渡、菊花石、酒鬼酒、古丈茶与苗鼓等“乡土风物”，神秘风水、丧葬奇闻、“放蛊”揭秘与花酒传说等“民俗传奇”，以及“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黄永玉和峒河四桥”“刘鸿洲的艺术”“刘晓庆重返芙蓉镇”“何纪光的‘茶
缘’”与“宋祖英的故园情”等“人物特写”，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度“阅读”了湘西；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介绍“吉首的特色苗寨”“凤凰的风水传说”“泸溪的特产美食”“一脚踏三省的地方（花垣边城）”、保靖的“黄金村与黄金茶”、古丈的“红石林与坐龙峡”以及“猛洞河猴趣”与“龙山乡村景点”等湘西8个县市的特色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与饮食文化等，进一步“走玩”了湘西。

其次，范诚的纪实散文系列继承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传统，为当代散文尤其是游记体散文（或“旅游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新鲜经验。

众所周知，我国游记体散文历史悠久，名家辈出。

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既是一部地理著作，又是一部描写自然风光、山水景物、地理形胜与民俗风情的散文名著；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既有对佛寺兴盛史实的记叙，更有对市井风情、佛教习俗与人物、志怪等的描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尤其是其中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被公认为游记精品；徐弘祖（号霞客）的《徐霞客游记》“融地理学家深入观察、细微分析之科学美与文学家
寓情于景，景情相生之艺术美于一炉，谋篇安章，别具一格”；{1}
而郁达夫的《屐痕处处》与《郁达夫游记》等，“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将风景与人情合为一处，将山水与历史化为一记”，具有“细”“美”“真”“趣”等特色。

{2}而纵观范诚的纪实散文系列可知，作者不但继承了以上名家名作的传统，而且能博取众长、推陈出新。

即他既描绘山川形胜与自然风光，又注重历史文化与人文地理；既谈古迹轶事与习俗志怪，更重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情；既追求“本色”与“真”“趣”，又紧扣“走玩”与“乡土”；既讲究文字的可读、可感，又注重图像的辅助、配合，等等。

而这一切，都可见出作者作为一个“崀山人”（生长于崀山下）“湘西人”与“报人”“电视人”（在湘西任记者27年）所特有的优势和特色。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范诚是个至情至性的人。

只要打开他的故乡作品，你随处都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浓烈如火的激情”{3}；他“从以镜头说话，到以美文寄情，带给我们别样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履痕，自己的生命感受，自己眼见过的美景，感动过的人
事，都用心记录下来。

这些记录是点滴的，没有功利的，因而更见真诚和可贵。

”{4}也如他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在湘西工作这么多年，是有感于“湘西山川的秀美”“湘西人性的纯朴”与“湘西文化的独特”，以及“湘西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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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到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还须提到的，是其写景的细腻、鲜明与真切、形象。

读范诚那些写景的文字，我们自然会想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郁达夫的“游记文学”、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与老舍的某些写景散文等，进而可窥探到作者在继承传统、撷英咀华方面的用力之勤。

这就难怪有人说他的写景抒情文字“综合了摄影、绘画的技巧，取景構图匠心独运，画面清新淡雅，和谐流动，富于层次感，而又文辞流畅，风情独具”；作者“既不刻意去追求华词俪句，也不屑于寻求微言大义，他所向往的是清水芙蓉、本色自然的艺术境界”。

{6}正是如此，其作品“读来如老友谈心，平易亲切；又如清泉入林，清爽宜人”{7}。

再次，范诚的散文创作丰富和发展了湖南的当代纪实文学与湖湘
文化研究。

与其旅游资源与影视文化等一样，湖南也是文学大省甚至强省之一。

在纪实文学创作方面，新时期以来，除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纪实小说系列外，还先后涌现了以张步真、杨华方、赵志超、余艳、纪红建、周迅与张雄文等为代表的“红色题材”群体，和以李超贵、陈启文、阮梅、彭晓玲与韩生学等为代表的“现实题材”群体；纪实散文虽不及报告文学兴旺，但也后来居上，近年来先后涌现了甘建华、王开林与胡玉明等人各具特色的系列创作——而范诚的出现与加盟，则不但扩大了该团体的力量，而且有力地推进了该文体的发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南当代的纪实文学创作，立足本土，为宣传与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显著贡献。

其中唐浩明的长篇小说系列对曾国藩、左宗棠与杨度等近代历史名人的艺术再现，“红色题材”群体对毛泽东、刘少奇、粟裕等革命领袖和将帅的全面解读等，即是其典型例证。

而纪实散文，由于其鲜明的资料性、学术性与“文史兼容”等特色，它对湖湘文化就不只是“宣传与弘扬”，而是兼具挖掘、考证与研究之功了。

如张步真的《江湖之远》以岳阳楼为中心，通过考证屈原、李
白、杜甫与范仲淹等历代文化名人与岳阳尤其是与岳阳楼的关系，考察与研究了“忧乐文化”与岳阳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内涵等；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豪杰》立足衡阳，考证和研究了湖湘文化的源流尤其是在衡阳的发展与表现等；胡玉明的《浏阳潭湾梦》与《走读浏阳罗汉》等，不但挖掘了罗汉等被历史淹没的中共早期革命先烈，而且叙写了众多发生在浏阳这块红色热土上的革命家及其英雄故事。

而在这方面，范诚的创作表现更为集中、突出：它以“凤凰”“崀山”与“吉首”等为重点，通过挖掘与描写发生在湘西南这片广阔、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的名胜古迹、人文历史与风俗民情，如吉首的潕洲书院、德夯苗寨与矮寨大桥，凤凰的南长城、三潭书院与苗人谷，泸溪的菊花石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垣的诗画大龙洞与黄瓜寨古战场，永顺的老司城与不二门，以及龙山的里耶与乌龙山大峡谷——尤其是通过描写众多文化名人，如新宁（崀山）的杨再兴、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陈鸣志、刘永济、刘敦桢与陈贻焮、李双元，凤凰的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田星六、顾家齐与“湘西王”陈渠珍、
“苗王”龙云飞，以及吉首的杨岳斌与罗荣光，古丈的何纪光与宋祖英，桑植的贺龙与保靖的袁吉六，等等，进一步从广度与深度上有力弘扬了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

其中如指出：“楚勇”是湘军的雏形，江忠源是湘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其后曾国藩募集地主武装，基本上都按江忠源的办法，后统称“湘军”（《乡土崀山·江忠源：忠烈家门》）；崀山人的个性精神，一是敢想敢干、勇于进取；二是仁侠仗义、重义轻财，三是尚武喜文、勇敢无畏，四是注重乡情、团结协作（《崀山走笔·崀山人的个性精神》）。

桑植不仅是一块红色土地，还是一个民歌之乡，尤以红军歌谣广为流传（《阅读湘西·在贺龙元帅故居》），均是其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