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危局与二元金融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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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融资危局与二元金融之害
摘要:频发的高利贷案件是民间融资混乱的体现,其根源在于金融二元化。
金融二元化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危害深远。
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业银行缺乏创新,另一方面是金融体制改革与监管滞后。
关键词:民间融资;高利贷;金融;二元化;危害
高利贷案件频发是民间融资无序与混乱的体现,也是金融二元化危害的显性化。
民间融资的危局,源于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缺陷,金融改革与监管设计的落后,加速了市场的分化,纵容了民间融资的畸变,并反作用到商业银行体系。
二元金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与效率,为巩固垄断、压抑创新、阶层分化起到了催化作用。
一、民间融资畸变
2011年国内高利贷案件频现,从温州到鄂尔多斯,高利贷引发的跑路、停工、讨债、跳楼等事件让民间融资危机骤然爆发。
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1100亿元,利率从24%到180%不等。
温州有5家村镇银行、22家小额贷款公司、1879家融资性中介机构,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放款。
2011年温州公安系统受理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案件共7400多件,涉案金额50亿元,其中最大的“跑路”事件是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9月出走美国,被传欠债20亿元,其中民间借贷12亿元。
民间借贷高危区除了浙江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
据高和投资的报告称,鄂尔多斯民间信贷资本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其风险甚于温州,鄂尔多斯的苏叶女高利贷案欠款超过10亿元,石小红案超过7亿元[1]。
高利贷初期的资金来源有个人储蓄、小金库、生产流通中的富余资金、各类购物卡预付款形成的沉淀资金等。
其投放起初集中在过桥贷款、验资款、投标保证金、短期借款等短平快的需求上。
由于利润高又缺乏实质性的监管,资金很快从正常经营中游离出来,资金流动的范围、对象、数量都发生了变化。
这些聚合资金通过炒股、炒商品、炒楼、炒开发商来牟利,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股市和物价的波动以及房价的非理性上涨,甚至为黄赌毒等行业提供了资金。
暴富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资金,紧接着资金本身也成了炒作对象,开始不顾投向与目的的空转,直到无以为继时卷款跑路,高利贷崩盘。
这一切,既没有预警也没有监管,甚至连准确的统计数据都没有,直到跑路、出逃、追债等问题接连出现,盖子才被迟迟揭开。
频发的高利贷案件,揭开了民间融资从正常供需到畸变的路线图,也拷问了金融管理的缺失。
在震怒和阵痛之余,政府及监管部门正着手化解危局,对饮鸩止渴的中小企业,对炒卖货币的地下金融进行整顿,相关政策正陆续出台。
二、危害向银行体系蔓延
在监管部门的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发现,高利贷案件中不乏银行的身影,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民间融资市场,花样之多,数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对媒体称,截止2011年8月的统计中,温州有21家银行受高利贷案件牵连,涉案资金15.86亿元。
如果考虑到大公司在银行贷款后再出借到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则数量还要大得多。
经各类媒体曝光的资金转移方式有:其一,银行与民间金融组织的“交易”。
银行为完成经营指标,以高息向小额贷款公司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月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
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向对方提供贷款。
其二,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国企等大企业,这些公司再以委托贷款等方式高息出借给民间金融组织。
银行贷款利率约7%,企业放款年息24%或更高。
据报道,2011年1至6月份,有52家A股上市公司发放了112项“委托贷款”,累计贷款额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近38%,最高利率为21.6%[2];同期,商业银行委托贷款额增加7028亿元,同比增加3829亿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了120%[3]。
其三,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控制的壳公司与银行合作,提高抵押品评估价值从银行贷款,甚至将销售不出的楼盘,虚假销售后再以高评估价值抵押贷款。
其四,内部员工操纵。
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人合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几倍贷出去。
其五,公务员利用权力之便从银行获取资金,自营高利贷或交给放款机构。
其六,信用卡套现。
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通过刷卡在POS机上套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商业银行不愿承担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又分享了民间金融的高回报,变成了高利贷市场的影子供给。
当银行的资金被转入高利贷的时候,便进入了多米诺骨牌,高利贷的癌细胞开始向银行体系内扩散。
愿意冒风险的人将资金搬离银行,投入到借贷市场,不愿冒风险的人在银行里的存款,也被受托人——银行——绕道投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此时,风险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其影响面也波及更广。
三、金融二元化及其危害
一边是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与监管系统,一边是缺乏监管的民间金融市场。
体制内一种价格一套法则,体制外是另一种价格另一套办法。
商业银行系统希望维持二元化现状,以保持市场控制与利润,民间金融更希望二元化延续。
一段时间以来,两个市场似乎相安无事,但投机与贪婪揭开了危机的帷幕,金融二元化无异于囤积居奇加黑市交易,对经济运行贻害无穷,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商业银行与大企业联姻,不思进取
商业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乐于追逐政府项目与大企业,导致了以扩大规模、资源消耗和地方保护为导向的低端竞争,不但压制了中小企业的生长
空间,而且弱化了大企业自身的创新力。
因为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信贷资金,这些大企业便无心挖潜,无需节能降耗,调整结构与集约化发展更是一句空话。
我国一些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体硕低能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在管理、创新与适应能力方面的缺陷,毫不客气地说,是体制的溺爱与银行的谄媚害了他们,死于安乐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预言。
2011年12月19日,国资委主任王勇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央企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带来效益和现金流同步增长,许多企业是依赖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要把转型升级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央企在降低管理费用及人工成本上有很大潜力”[4]。
此言可以作为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与大企业联姻的负面解读,获得资金支持最多的大企业,却大而不强。
其联姻的目的在于,一方获得资金以维持其市场上的垄断与控制地位甚至投机获利,一方在保持极强利润率的同时,规避决策风险和经营风险、逃避责任。
商业银行的“集体无意识”,在宏观上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并制造了挤出效应,目前在房地产、铁路、汽车等领域的过剩现象已经显现。
同时,也造成了商业银行风险集中度的提高,创新能力的下降。
(二)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市场混乱
主管部门一方面对中小企业饥渴的资金需求应对乏力,另一方面对民间融资机构的管理松懈缺位,使得中小企业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民间资金以补充者的身份进入融资真空,资本的逐利性暴露无遗。
近200%的年化利率,除了黄赌毒,几乎没有办法能消化如此高的成本。
高企的借贷利率阻断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之路,甚至从另一个层面助长了中小企业通过造假、掺假、坑蒙拐骗来化解高成本的念头,当大家都不再愿意遵纪守法地经营,社会就会渐渐失去了勤劳致富的传统,市场混乱,道德风险激增。
(四)监管理论研究落后,监管组织乏力
地方银监局在信贷与融资问题上的预警、指导、处置、惩戒力度不够,而地方政府的监管权限与监管能力又非常不足。
例如在温州高利贷问题接连出现时,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接受采访时坦承,银行资金通过一些企业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
温州银监局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银监局虽一直关注,但没有针对银行资金违规流向民间借贷采取特别措施。
这体现出银监局垂直管理模式与区域管理衔接的弊端,目前,正规金融机构由银监会监管,但地方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却是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并负责善后处理,而后者缺乏监管系统与技术能力,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与资金投向并不掌握,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与问题承担不对等,权责不匹配。
比如小额贷款公司的开办由地方政府批准,在当地工商部门按照一般企业进行注册,但小额贷款公司从事贷款类金融活动却不被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所以,资金去了哪里、利率多少、规模多大,银监局却不知情,也难以为此承担责任。
金融二元化已涉及改革的核心问题,阻力来自各个方面,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在位优势,投机者不愿失去套利机会。
因此,决策者需要有改革的魄力与智慧,通过培育良性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前瞻性地设计监管构架,推进利率改革,约束大企业的融资行为等途径,逐步破除金融二元化。
参考文献:
[1] 温州高利贷屡现崩盘,灰色金融酝酿中国式危机[N].经济参考报,2011-9-29.
[2] 上半年52家上市公司放160亿高利贷[EB/OL].财经网,/2011-08-30/110834737.html.
[3] 余丰慧.上市公司热衷“放贷”说明什么[N].新京报,2011-8-5.
[4] 邓瑶.央企增速放缓,国资2012的艰难选择[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2-20.
[5] 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推小微企业发展[N].安徽日报,2011-12-20.
[6] 赢在中小,赢在未来[N].安徽日报,2011-12-28.
[7] 刘兴成.法律何时为民间借贷松绑[EB/OL]./opinion/2009/04/0315154028007.shtml.
[8] 曹理达、周慧兰.2012银行业:风险、挑战与转型[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2-26.
[9] 万敏.银行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EB/OL]./IG20111206000014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