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物权法的区分原则

谈物权法的区分原则

[摘要]关于物权变动规则的设置，由梁彗星教授主持起草的《物权法（草案）》与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均贯彻了所谓的物权变动效果与其原因的区分原则。可见，区分原则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则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我国的区分原则与德国法上的区分原则有所不同。本文即对我国的区分原则与德国法上的区分原则进行区分，并对区分原则涉及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债权形式主意物权形式主意区分原则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七条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在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条即是对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的确认。具体的说，该区分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其他任何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中，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债权法上的合同被称为原因性的事实，而物权变动的事实被称为结果性事实，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交付所表现的事实。”[i]这是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下的区分原则。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所以我国的区分原则是在此种意义上的。

在德国的物权形式主意物权变动规则下，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是指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相区分的原则，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以物权行为独立性称之。其实，在德国民法理论中，区分原则只是物权行为理论的一部分内容，物权行为理论还包括形式主义原则和抽象性原则。[ii]在物权行为模式下，物权变动效果是物权行为的直接结果，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并不能直接影响物权的变动。物权变动原因的

物权行为是债权行为的履行，是真正的法律行为，其本身不残留任何履行问题。

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区分原则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区别：

第一，区分原则的前提条件不同。

物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的。萨维尼在结合学说汇纂体系法学与意思表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物权行为的形式中包含着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独立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以物权的设立、转移和废止为效果意思；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是以独立的法律事实表现出来的，它作为结果行为，不论其效果意思还是法律根据，均不同于债权法上的原因行为。所以物权行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即物权行为。萨维尼说：“私法契约是最复杂最常见的……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产生契约，而且它们是最重要的法律形式。首先是在债法中，它们是债法产生的最基本的源泉。这些契约人们称之为债务契约。此外在物权法中它们也同样广泛的应用着。交付

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有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 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是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那否认其本质是契约……该行为的契约本质经常在重要的场合被忽略了，因为人们完全不能把它与债的契约区分开，那些行为常常是随时伴随来的。”[iii]可见物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是物权的变动和债权的变动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处理的原则，即区分的是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之所以动产交付与不动产登记作为法律行为来处理，是因为交付与登记中包含了物权变动的独立意思表示。

而债权形式主义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债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是指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行为与履行该法律行为所发生的物权变动效果相区分，原因法律行为的生效不是物权变动效果的充分条件，有效原因法律行为与为履行该行为而完成法定公示方式共同构成物权变动效果的充分条件。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不是作为其原因的法律行为的当然和直接结果，而是以公示方式的完成为标志。公示方式的完成不需要有特别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介入其间。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公示方式

的完成本身不具有法律行为的意义，而是纯粹的事实行为。

尽管两种物权变动模式对待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不同，公示的性质也有所区别，但是两种模式下的区分原则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距离，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

第二，区分原则的贯彻程度不同。

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由于不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原理，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作为其原因的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为必要条件，如果作为原因的法律行为有瑕疵，那么，作为结果的物权变动是不能发生的。即在物权变动的负态面，原因与结果是“荣辱与共”的，法律实行的是“统一”调整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是没有区分的。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所谓物权变动效果与原因的区分原则只在物权变动的正态面有效，在负态面是没有区分的。这即是债权形式主义下区分原则的“区分限度”[iv]“区分限度”产生的原因在于债权形式主义变动规则下

的区分原则的贯彻不能改变物权变动的有因原则。

与之不同，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由于采取物权行为理论，区分原则乃进一步发展到无因原则，在原因行为有瑕疵的情况下，结果行为不是当然的不发生效果；在原因行为有效的情况下，结果行为也不是当然的有效。由此可见，在物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不仅适用于物权变动的正态面，还适用于物权变动的负态面。也就是说，物权形式主义最彻底的贯彻了区分原则。

第三，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区分原则对公示原则的公信力影响不同。

由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区分原则均需公示原则达到目的。但公示的公信力方面，两种物权变动模式却存在差异。

详言之，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公示只发挥彰显物权

变动事实的作用。如果原因行为有瑕疵，而物权又发生了现实的变动，因为物权变动的效果受制于变动原因，所以物权的变动也是有瑕疵的，那么公示彰显的变动事实也就是不真实的。此时，公示并不能真实表征物权变动效果。由此，公示就不具有完全的公信力。为了防止由此发生的对第三人利益的不当损害，法律例外规定合理信赖公示而取得权利者应受保护。因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公示的公信力属于立法者基于特殊利益判断，即交易安全的保护而作出的例外规定，是纯粹的法律构造的结果。而且，公信力仅表现为“善意推定”。对于“善意”分为两种情况：（1）按照罗马法上的善意规则，善意的判断是主观的，即依据第三人的心理状态，此时的“善意推定”为可推翻的推定，作用仅在于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或免除。就此而论，此时公示并不能作为权利存在的充分证据，实质的权利关系才是权利存在的根据，则公信力问题在此中情况下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所以，笔者认为，在采取“主观善意主义”的情况下，是为公示原则，而不是公示公信原则；（2）按照德国法上的善意规则[v]，善意的判断采取客观的标准，即把第三人应否得到保护的标准，确定其对某种客观事物的信赖，准确的说，是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信赖作为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标准。“在立法结构上，各种相互联系的法律规则都有这样一个要求：即权利取得人的信赖（主观因素）都必须有事实因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