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福忠本《道连格雷的画像》谈谈对翻译的看法

从苏福忠本《道连格雷的画像》谈谈对翻译

的看法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之一，苏福忠的翻译水平在网上为人诟病。网友对于他翻译的《1984》怨言颇多，并拿出董乐山译本与之对比，甚至依序排出了译文不妥之处（此前也曾在尼尔-弗格森的作品《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的翻译和注释中发现了诸多的错误）。

虽然本书是不是《1984》而是《道连格雷的画像》，但也能看出其翻译的特点和不足。作为伤感唯美派的王尔德，将其作品翻译过来，就应该要有美感，而苏版的翻译在其中部分翻的“很接地气”，倒不是说接地气不好，而是说该对什么作品，在什么时候来接地气。

除此之外，本书214页下方注释第六条中最后一句的“亨利五世”也该改为“亨利四世”，因为约翰的刚特之子博林布鲁克在被理查二世（约翰的刚特的侄子）放逐之后，趁着理查二世远征爱尔兰之时推翻国王，将其囚禁，后自立为亨利四世（关于此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BBC2012年为了迎接奥运而拍的《空王冠》系列，共四集，剧本分别为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此处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释错误，却也是随便查查就能看出来的（一般这类问题不同于一些同音字的印刷错误，而是单纯的不注重，注释除了解释书中对应的剧情，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为读者增加新的科普知识——前提是这个知识是正确的），也能看出苏版翻译错误、校验不准的特点，毕竟苏版的翻译错误在网上几乎人尽皆知了。

既然都已经说到这里了，不如借此机会谈谈我对目前国内翻译作品和环境的看法。一.翻译的历史

翻译最基本的定义是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在欧洲，翻译出现的时间并不晚，而开启大规模翻译，甚至是欧洲文化兴起的翻译，便是《圣经-旧约全书》和《圣经-新约全书》的翻译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继续翻译为各国语言，从而将基督教文化传播至整个欧洲，开启了欧洲文化。而在中国，最早的有关翻译的记载则出自于《礼记》，但直到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才算是真正的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翻译的重视程度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递增的。对此，一样存在一个疑问：东西方语系几乎完全不同，第一个学习东方语言的西方人是如何学习学会并精通的？第一个学习西方语言的东方人呢？对于存在的实物，完全可以是一边指着同一个物体一边学习语言，那对于抽象词汇呢？两个差别如此之大的语系中是如何进行互通的呢？

二.翻译的标准

中国认为，翻译的标准很简单，就三个字，信达雅，但是要做到这三个字却是难上加难。一般来说，翻译存在三派，一是直译派，二是意译派，三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派。这三派一向争吵的很激烈，对于不同的观点吵得不可开交。如果是从我这个读者的角度看，这并不确定，这要看作品。比如，翻译《道连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翻译的太接地气，因为人家是以唯美伤感类的主题为主，也需要翻译成较为优美的词句，而不是向目的语言中肆意添加符合目的语言特性和语言习惯的词汇，很有可能让其原本的意思偏离主题，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于重新改写了一部作品（有观点认为，翻译就是二次创作）。此处存在的一例便是在翻译文中的颜色时，最后所加上的某某的啦，看上去是比较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很奇怪，因为作为王尔德的作品，是不应该翻译成这样的语句的，缺失了他作品特有的美感。又比如说，莫言的作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本身作品的内容因素，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先生的翻译能力，将莫言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文字翻译成为西方世界喜欢的风格，这也是莫言的作品能够获得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直译派，有的地方翻译的太直白了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因为一些英文表达是人家的俚语，直白的译过来会让不了解外国文化的读者一头雾水，因此若是直译派，对于这一类的翻译，更希望在直译完后在下方做一个注解，最好能标明原文和俚语的意思，这样除了更要有利于读者理解作品的剧情，也是对外国文化的一个吸收与了解；针对意译派，要取决于作者的风格，比如说，一个写实风格的作者，就不用使用翻译王尔德作品的唯美词句的那一套，而要使用正常的译法，偏向于直译派的方法，反之亦然；针对二者结合的译法，则需要译者把握住标准与度，何处适合直译，何处适合意译，何处适合意译的地方更能使用直译加注释的译法，都需要译者本身对原文做出一个判断。而针对以上三种译法，我都有一个相同的建议，那就是要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品的源语言下功夫研究，这样，在文中涉及到的一些与时代性紧紧相关的词汇或是某种语言中的特殊表达才不会造成翻译错误，同时也能对文中读者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作详细的注解，不论对于读者还是译者，都是学习西方文化的好机会——前提是译者本身并未出错，这样才能向读者传递知识。

三.翻译的专有名词

对于人物的姓名和地址、国家的名字，我一直希望的是，国家或是翻译学界的大层面上，能制定一个标准翻译表，一个姓名或地名单词对应一个中文，而不是一千个翻译者下有一千种中文译法，这对于那些稍稍了解英文的人倒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对于很多不懂英语的人就会造成阅读上的一些困扰（如邦德与庞德、波洛与白罗）。举个简单的例子，徐志摩曾

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歌《翡冷翠的一夜》，其中的翡冷翠指的是现在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徐志摩采用的是意大利语Firenze的直译，而现在的译名则是采用英语Florence直译过来的。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译法即是使用佛罗伦萨这一译名，而非翡冷翠。相信不知道这一点的读者，看到这两个翻译，是不会想到同一个地方去的。又如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悉达多》中“悉达多”这一名字的翻译，最早张佩芬译本的翻译是按照德语的读音进行翻译的，题为《席特哈尔塔》，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翻译成悉达多会让读者更加的清楚，而且虽然本作是德语作品，描写的却是印度佛教，因此，采用相符于当地文化的翻译词汇要更好一些，毕竟很难有人会把“悉达多”和“席特哈尔塔”这两个词联系为一个词。除此以外，我也还曾想过，因为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中读法不同，那么是否需要针对每种不同的外语，分别制定一张专有名词直译表呢？最初我这么想过，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上述的佛罗伦萨一词，如果用回意大利语的直译，恐怕就还是会使用翡冷翠的译法了，因为很多地名的中文译法并不是从当地语言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来的，形成了习惯；二是，当用A国语言描写B 国人物或地点时，若如此做，则翻译出来的会是A国语言的直译，而实际上若用B国语言来翻译将会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而这可能就要求译者掌握多门外语了，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因此，考虑到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的还是英语，我觉得还是应该以英语为基准，对各国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进行翻译，已经形成习惯翻译的除外（显然不会有人将珍珠港翻译成派若港），对专有名词进行一个统一，而其他的内容则让翻译家们去自行发挥，既不会干扰到他们的翻译个性，也不会让读者觉得云里雾里。

四.翻译书中的注释

对于外国文化，各国的作品中是一定会涉及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俚语的，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部分，也是可以让读者学习，而对于译者而言，那就是需要译者耗费大精力去寻找文中出现的、需要注释的内容的原出处、简介、解释等，且不论是否真的会为读者传递异域文化，作为一个译者，正确性与真实性是需要得到基本保证的，下方的注释，如果不做，也行，但是如果认真的一个个做了，就还是希望译者能够做好，能够将正确的注释写在下方，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找一点相关内容凑个数就完了。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查找一些内容也并非难事，如若是以前的译本中的注释，因为网络不发达。资料落后导致的注释有误尚在理解范围之内，但若是上世纪的译本，在新世纪做的新出版，那么其下方注释还沿用老版本的，则只能说明新出版的编辑对原译者怀有“崇高的敬意”，因而“不愿”改动原译者的翻译，哪怕是一条注释。

以上谈到的四点，不过是在不断地阅读中所发现和思考得出的一些以业余读者眼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