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读者反映论”与葛浩文翻译观之分析比较

奈达“读者反映论”与葛浩文翻译观之分析比较奈达的“读者反映论”自引入中国后，在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颇受争议。

本文结合具体实例，分析比较奈达的“读者反映论”与葛浩文的翻译观——“忠实与背叛”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标签：奈达读者反映论葛浩文忠实背叛一、引言尤金·A·奈达，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被称为美国翻译理论之父。

奈达倾其一生投入《圣经》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总结出了许多翻译理论，其中很多被保留下来沿用至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奈达的“读者反映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也是广受争议的翻译理论之一。

奈达认为：“读者给予文本生命力，读者的理解是文本意义的所在，每一次阅读都是对文本的又一次全新的诠释。

”（王凤霞，2005：58-60）读者反映论将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放在第一位，强调翻译的目的在于原作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认可。

奈达还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调整原文形式，从而保留原文的意义和风格（肖宇，2008：218-219）。

归根结底，奈达的“读者反映论”以服务于读者理解为首要目的。

作为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主要翻译观点为“忠实”和“背叛”。

葛浩文始终将“忠实”原则视为第一翻译准则，翻译的内容必须与原文一致。

但由于受到地域、文化、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译作难以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因此根据接受语的特点对原文进行适当、合理的改变是很有必要的（文军、王小川、赖甜，2007：78-80）。

葛浩文将其“忠实”与“背叛”的翻译理念应用到了具体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过程中。

奈达的“读者反映论”与葛浩文的翻译观在考虑读者理解方面存在相似性；但同時，两者也存在细微差异。

奈达“读者反映论”的天平倾向目的语读者一边，葛浩文则较为灵活地权衡了目的语读者的可理解性与忠实于原作之间的关系。

二、论奈达的读者第一性与葛浩文的背叛性葛浩文对原作的“背叛”，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使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作，这和奈达的“读者反映论”中以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这一理念是契合的。

例如：（1）我第一次看见河水，我不能晓得这河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走了几年了？（萧红，2004：87）[12]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ever seen the river，and I was at a loss to figure out where its waters came from and how many years they had flowed here.（Xiao Hong，1979：200）[4]一个“走”字，将河流拟人化。

“走”相对于“跑”而言，表现的是一种缓慢的节奏，体现了河水积聚的漫长过程。

译文中，葛浩文用了“flow”一词，来描述液体的流动。

此处没有直译为“walk”，是为了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在英语中，相较于意义，更强调逻辑形式。

而且，葛浩文选用的“flow”一词，暗含平稳持续之意，读者理解更为顺畅直接。

译者在选词的时候有时需要背离原文的字面意思，使得译文符合原文的内涵，进而达到为读者所理解的目的。

（2）母亲是小脚，跑不动。

Mother，who had bound feet，could not run.在原作中，莫言将句子划分成了两个语义单位：“母亲是小脚”与“母亲跑不动”，且两个语义单位成因果关系。

如果直接按原来的语序进行翻译，会令英语读者颇感荒谬。

符合奈达“读者反映论”的一种做法是将语序调整为英语阅读者能够接受的语序，例（2）译文中，作者用了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mother”，不仅便于读者理解原作，还把因果关系也呈现了出来。

还需一提的是，这里“bound”巧妙地与后面的“not run”形成对比。

葛浩文在翻译文章时，注重把握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在达意和行文结构上的差异。

通过结构形式的背离，使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接受文章，从读者角度考虑翻译，这一点与奈达“读者第一性”的基点相同。

但两者也有区别，葛浩文的适当“偏离”不仅仅满足于使读者了解文本，更注重的是通过翻译让译入语读者深层次理解文章背后的文化背景。

三、论奈达的重原文信息传达与葛浩文的“忠实”原则两者有共通之处，都希望传达出原作的精气神。

但两者的目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奈达是出于读者考虑，力求将原文的核心含义直接抛掷给读者，他认为应该使用意译的方式处理译文；葛浩文的翻译基于对原文的忠实，权衡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尽可能地采用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王东风，1998：17）。

下面结合葛浩文的相关翻译片段，分析比较奈达的“读者反映论”所推崇的意译方式与葛浩文在忠实于原文的情况下所采用的直译方式。

（3）“老天爷，保佑我吧！”奶奶心中的祷语把她的芳唇冲动。

（莫言，2001）[6]“Old Man in heaven，protect me！”Her silent prayer made her delicate lips tremble.（Mo，1994）[1]例（3）是一个典型的宗教负载词翻译实例。

一般而言，译者往往会把“老天爷”意译为西方宗教里的“Gold”一词，这样虽然让目的语读者一目了然，但与原文所要传达的意义有出入，不够妥帖，虽能被读者理解，有时会引起读者的错误认知。

有学者指出，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把“成事在天”译成了“Goddisposes”，把“菩萨”译成了“the good God”。

这样即使读者可以大概掌握作者的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理解偏差，他们可能会把刘姥姥当成基督徒，从而可能误认为从前的中国人是信奉基督教的（刘敬国，2009：65）。

葛浩文将“老天爷”译为“old man in heaven”，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译法。

“heaven”在英语中是“天堂”义，已将宗教的意味隐藏其中；“old man”是“老天”的直译，这样一来，既译出了形，又不失神。

与此同时，葛浩文将“保佑”一词译为“protect”，而没有按字面意思译为“bless”，因为这样一来会失掉原文的神，原文“保佑”的真正含义是“庇护”，而“bless”是“愿上帝保佑”义，前面已经出现了“老天爷”，因此，译成“bless”显得重复。

（4）……喝道：“兔崽子，你敢骂老子？老子毙了你！”（莫言，2005：116）[7]…and roared，“You bastard，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re talking to？You’re dead meat！”（Mo，2000：127）[2]“兔崽子”用来称呼那些缺乏礼貌的讨人厌的孩子。

如果将其译为“brat”，可以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但同例（3）一样，传意不明。

“brat”是“顽童”义，中性词，无贬义意味；结合上下语境，原文中的“兔崽子”带有贬义和强烈的厌恶语气，因此葛浩文将其译为“bastard”，既让读者领会了原文的意思，又将原文字里行间的感情显现了出来。

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向读者展现恰当、顺达的独立意群，而且要忠实于文章的整体结构和整体效果的表达。

（5）我的主人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蔫唧唧地说：“我等着。

”（莫言，2012：71）[8]Like a dead pig that’s beyond a fear of scalding water，my master struck a nonchalant pose.“I’ll be waiting.”（Mo，2008：84）[3]葛浩文选用“nonchalant”一词来翻译“蔫唧唧”，是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作出的翻译。

“蔫唧唧”与前面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表达的是一个意义体系，因此，此处译成“nonchalant”即“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无所谓的”，便于读者迅速抓住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如此翻译既尊重了读者，又忠实于原文。

四、结语奈达的“读者反映论”对读者理解力的注重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阅读、理解作品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将目光集中在读者身上，势必会影响译者对于原作本身的解读，而这一点，往往会使读者漏掉一些文化信息点，从而影响读者对原作的欣赏。

葛浩文翻译观中的“忠实”原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尽管有人指出，葛浩文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伪忠实”，但众所周知，翻译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其间译者势必会有意无意地对作品进行改动。

因此，翻译家无法做到对原作的绝对忠实。

葛浩文的翻译观吸收了奈达“读者反映论”的魂与义，又融入了“忠实”原则。

无论是奈达的“读者反映论”，还是葛浩文的“忠实与背叛”翻译观，都是为了作品能够更好地被读者（尤其是接受语读者）所接纳。

这两种翻译理论在读者理解层面上存在着联系，换言之，葛浩文的翻译观（尤其是在对原作的“背叛”这一点上）也透着奈达的“读者反映论”气息。

这两种翻译观为译者的具体翻译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译者也可以通过具体的翻译实践，验证这两种翻译理念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1]Mo Yan.Red Sorghum[M].Howard Goldblatt.London：PenguinBooks Ltd，1994.[2]Mo，Y.The Republic of Wine[M].London：Hamish Hamilton，2000：127.[3]Mo Yan.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A Novel[M].Goldblatt，Howard.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8.[4]Xiao Hong.Two Novels by Hsiao Hung：The Field of Lifeand Death&Tales of Huanlan River[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5]刘敬国.文学翻译中的信息变异——析大卫·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1）：62-66.[6]莫言.红高粱家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7]莫言.酒国[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116.[8]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9]王东风.评Nida的读者同等反映论[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第三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1998：17.[10]王凤霞.文化翻译论和尤金·奈达“读者反映论”的比较[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5，（2）：58-60.[11]文军，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譯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6）：78-80.[12]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13]肖宇.中国翻译界对奈达“读者反映论”的探讨[J].考试周刊，2008，（46）：218-219.（林艳郭泉江浙江宁波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3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