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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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季羡林
1生平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
国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
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
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
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
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
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27秒,季羡林逝世。
2 主要作品
2.1 翻译作品
季羡林先生精通12国语言:汉语、南斯拉夫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等,翻译了大量作品。
2.2 研究成果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的研究领域8个方面:
2.3学术著作
3 主要思想
3.1 “信达雅”
季羡林先生赞成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我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
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
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
我个人觉得,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
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
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译,什么“达”,什么“雅”,就如无根之木,无本之草,无所附丽。
可见,季羡林将“信”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他认为“信”是检验翻译质量高低的第一标准,是评价翻译作品好坏的第一要义,也是“达”和“雅”的根本前提。
他进一步指出“信”、“达”、“雅”三者的对象分别是原作、读者、文学语言。
他说:“‘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
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三者:作品、读者和语言。
对于“信”和“雅”这一对实际翻译中的矛盾以及取舍之难,季羡林深有感触:“对我来说,在翻译《罗摩衍那》的时候,信与雅的矛盾始终存在。
虽然最后使用了五言或七言绝句式的顺口溜形式,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形式,这种尝试是成功的。
但我的矛盾仍然存在,我那鱼与熊掌之感仍然存在”。
另外,对于译本的质量,季羡林也创造性地按三字标准进行了分类。
“译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达’、‘雅’都合乎标准,这是上等。
第二类,能‘信’而‘达’、‘雅’不足,这是中等。
第三类,不‘信’,不‘达’,不‘雅’,这是下等”。
3.2 直译观
季羡林先生主张忠于原文的直译观。
中国翻译史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
季羡林在与许国璋合写的《翻译》这篇文章里,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翻译史进行了一番简要的梳理后得出结论:“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而且,季羡林在他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也是奉行这一原则的。
文革期间,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他主张直译原则,原文体裁是诗体,就必须忠实于原文,“以诗译诗”,不能译成散文。
下为以《战斗篇》第96章中5颂译文为例:
罗怙后裔发怒火,
胳膊粗壮勇罗摩;
猛将利刃置弦上,
力同毒蛇差不多;
砍中罗波那头颅,
连同耳环都砍落。
头颅刚刚被射断,
另一头颅又出现;
即使罗摩射飞箭,
疾飞迅驶如闪电。
如此射掉一百个,
头颅个个差不多;
罗波那仍然不死,
依旧健壮又快活。
上述摹绘的是罗摩与魔王罗波那之间的战斗情形。
这几段译文叙事内容形象生动,读者读来如同亲临激烈的搏斗战场。
音韵效果上,基本上做到了偶数行押韵,韵脚跳跃灵活,音韵协畅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和谐统一,这种翻译效果势必是颇费一番心血才得来的。
虽然“由于字数和语气的限制,句子中词与词之间语法关系有时候有点模糊起来,含义有时候也朦胧起来”,似乎有“美言不信”之嫌疑,但其实不然。
季羡林没有因韵害意,而是在忠于直译这一根本前提下来追求文体之“雅”的。
与目前常见的英译本较起来,季译不但忠实地保留和
传达了原诗的信息内容,还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押韵。
3.3 反对文学作品重译
这里所说的重译,指不通过原文,而是通过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即转译。
季羡林认为科学和哲学类著作在必要时可以重译,但是文学作品则不行。
在他看来,重译只是一个懒人办法。
若想翻译人家的文学作品,真正的做法是要有勇气去学习掌握那一国的语言。
3.4 强调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3.5 强调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与专业队伍建设
4 人物评价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印度学研究和梵文文学翻译,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建树卓越,硕果累累。
他边翻译,边考证,破解了众多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难题。
季羡林自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先生是个学术研究多面手,其翻译观只不过是其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画础。
季羡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译论,其译论既宏观又微观,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对中国译学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他的翻译思想。
5 References
5.1 肖志清,谢少华. 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11(5)
5.2 季羡林_360百. /doc/1338670-1415243.html
5.3 中国翻译家简介季羡林. /p-381319949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