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的悲剧及其文化意义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总第96期）
*收稿日期：2010-11-10
摘要：《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个人物形象，以及他的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值得认真分析。

通过刘备的
悲剧,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局限性。

关键词：刘备；悲剧；儒家；仁义
阅读《三国演义》，我们似乎又回到东汉末年动荡与变革的时代，回到那个“已经成了一个任由各类风云人物纵横驰骋、比拼智慧和武功的人生大舞台”[1]。

曹操在煮酒论英雄时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白帝托孤却成了刘备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抹余辉。

清代美学家、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将其归结为“天运”。

他认为，魏、蜀、吴三国“兴则俱兴，灭则俱灭”、“早有成局于冥冥之中”[2]。

而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对于刘备的悲剧，我认为应该从多方面分析。

刘备的性格，简而言之，可以用“仁”与“义”来概括。

刘备胸有大志，却身不逢时，早期势力微弱，投奔四方，居无定所，狼狈之至。

可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也是以仁义立世，不做悖情悖理之事。

小说十一回，写刘备投靠徐州陶谦。

陶谦想以徐州相让，并言“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

刘备离席拜曰：“刘备虽汉朝苗裔，功微德薄，为平原相犹恐不称职。

今为大义，故来相助。

公出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若举此
念，皇天不佑。

”小说三十八回的隆中对，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大势，让刘备“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刘备拱手谢曰：“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小说四十回写刘表去世后刘琮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伊籍与孔明等均劝刘备前取荆州，可是刘备却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城，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最终选择走樊城以避曹军。

小说六十回写张松劝刘备前取西川，刘备回答说：“深感君之厚意。

奈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

”在庞统劝他取益州时，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

”刘备的举动是为他赢得了仁义之君的美名，但却错过了一次次扩大势力的好机会。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在刘备身上，我们即看见了他对依附于自己的百姓的重视，在小说的四十回与四十一回中，诸葛亮火烧新野，刘备等无奈只得到樊城以避曹军锋芒。

刘备便差人四门张榜，晓
刘备的悲剧及其文化意义
吴
春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谕居民，让愿跟随者一同前往，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

后虽情势危急，刘备也不肯暂弃百姓。

刘备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

于是，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

除以仁待民外，刘备的一生围绕“义”字作了不少文章。

“义”作为古代社会联结广大劳动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是一个纽带，有它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如“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3]，梁山的好汉们，在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廷腐败、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的历史形势下，汇聚梁山。

这个“义”就带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战斗意义。

但刘备的义却主要表现为他对关张赵等的态度。

在小说的第十四、十五回写到，张飞守徐州，在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下，徐州丢失。

张飞引数十骑到盱眙见刘备并说明情况，在说道嫂嫂（即刘备亲眷）等皆陷于城中后，关公顿足埋怨，张飞惶恐无地，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赵子龙单骑救主，几乎九死一生，最后将阿斗双手递与玄德。

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刘备的义在关羽死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初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便许下这样的誓言“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在听到关羽之死后，刘备的第一反应是：“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

众官救醒。

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

”经过孔明等的劝解之后，刘备又说：“孤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以雪吾恨！”后来曹丕登了帝位，刘备也当了皇帝。

在登基的第二天，文武官僚拜毕，列为两班。

刘备降诏曰：“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

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

朕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赵云即时表示反对，认为应该早图关中，以讨魏国。

刘备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孔明上表进谏，刘备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可以看出此时的刘备已将兄弟义气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一个有雄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是种欠思虑欠成熟的做法。

“在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是最没有感情的关系，否则就不是封建专制主义了。

”[4]对于以悲剧收尾的刘备，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性情中人，可做为一个胸有大志的政治家，刘备的“义”是狭隘自私的。

将他的做法与曹操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曹操的一套肯定更加实用，而刘备的忠厚仁义在成王败寇的时代显得过于脆弱。

“作为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出于‘兴复汉室’，重建刘家天下的目的，对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清这个王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反而始终是充满信心、忠贞不二的，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并指导着他的行动。

”[5]刘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三国演义》开篇叙到，东汉末年，皇帝懦弱，宦官专权，十常侍朋比为奸，“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贼盗蜂起。

”在第九十三回“武乡侯骂死王郎”一节中，又借孔明之口，对此痛加指斥：“昔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

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

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

狼心狗肺之辈，衮衮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在小说最后的古风中也描写到当时的现状：“四方盗贼如蚁聚，六合奸雄皆鹰扬。

”面对这样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刘备不能正确认识，却以汉室宗亲自居，一心要力扶汉室，重建刘家天下，显然不合时宜。

因而，刘备最终非但未能实现其“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大业，反而病危托孤白帝城。

这样的结局也表现了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人类的进步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国演义》在客观
地反映了魏、蜀、吴三国兴盛衰亡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代帝王，任何一位英雄，他可能掌握一定时期的历史命运，但却无法也不可能永远决定或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谁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

”[6]
乱世的一个特点就是实用主义上升，原则向利益让步。

当我们面对三国鼎立的局面，具体分析魏蜀吴的实力，就可以发现蜀国虽雄霸一方，但势力并未到了能与魏国相抗衡的程度。

这就要求蜀国仍需与东吴组成联盟，只有这样才足以维持三足鼎立的均衡态势，蜀吴才能在做到自保的同时发展自己，以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

可刘备未能如此，反而撕毁了与东吴建立多年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刘备的悲剧的社会必然性。

刘备是以忠厚仁义立世的，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

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现状造成的，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刘备之死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汉室宗亲”、“仁德及人”，刘备的一生实际上是在实践孟子精心设计的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进步路线。

这其实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奋斗不息，广大百姓向往不已的社会蓝图。

可刘备这个仁君的典范却无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是否具有通用性，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有着主弱从强的特点，这在蜀国反映得特别明显。

蜀国的“主”是刘备，是道德，也是儒家提倡的“仁义”思想。

“从”是诸葛亮，是关张赵等武将，是智慧和力量。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刘备显得有些懦弱甚至有些无能，代表着仁义道德的“主”个无法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来称雄一方，而是要借助智谋与武力才能最终实现愿望，这本身就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孔子用自己的行动确立了儒家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实践理性。

后经孟子发展、阐释，这一特点显得更加明显。

孟子认为学人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固然重要，但能否落实到践履层面则是衡量一个学人水平的最终标准。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早期儒家的各种经典、言说只是手段而已，而修德、实践才是其最终目的。

汉宋以后，孔孟被偶像化，成为圣人是学子的一个最高的人生目标。

而孔孟这些人实质上是通过宣传他们的主张、通过学术而成为圣人的，要了解孔孟之道，就要学习儒家经典。

这样，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读书解经成为成圣希贤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实践本身倒被放到次要方面。

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是否成为“圣人”，实际上主要看他对儒家经典（言说）的造诣，伦理实践反倒退居次要地位。

后世从祀于文庙的那些大儒（周、程、张、朱等）莫不如此。

“这样，儒学中就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手段与目的——
—对经典、文字的解释往往与道德实践——
—本末倒置。

”[7]再加上科举考试的政策将读书与猎取功名结合起来，于是士子们便追逐于字义章句，胶着于言说本身而忽略、忘记了实践这个最终目的，使儒学成为流于口头、形式的东西。

刘备的悲剧或多或少反映了这种空疏学风。

在小说中刘备是仁义的化身，他代表着在乱世中行仁政，代表着一种道德的力量。

“统综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

”[8]根据儒家的思想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孟子·万章上》），或如小说六十六回借周仓之口说的“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

小说中刘备做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本应该最终取得胜利的。

但历史的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

小说《三国演义》最后，作者用了这样的诗句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作者无可奈何地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

所谓的“天数”，并不代表着作者对客观历史进展的理则的肯定，而是流露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幻灭、道德的失落、价值的颠倒所感到的
一种困惑和痛苦。

作者不愿将刘备的失败归于刘备自身性格与思想的局限性，这其实也反映了历代人民的美好愿望。

小说将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民众的接受心理，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的企盼的。

作者与人民一样，都不愿看到刘备这样的明君的灭亡，所以只能归结为天命，自欺欺人。

华夏民族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为官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

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以“仁”、“义”观念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品质、人格、道德、修养等问题，包括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原则、“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理论、“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见利思义”的义利观等。

儒家经典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仁义观占有主导地位，可以说它造就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解释温柔敦厚，他说“‘温柔敦厚’是‘和’，是‘亲’，也是‘节’，是‘敬’，也是‘适’，是‘中’。

这代表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

儒家重中道，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

”[9]既然是温柔敦厚，那就不是剑拔弩张，不是你死我活。

于是温柔敦厚成儒家的诗教，儒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思无邪，都能温良恭俭让。

在儒家看来，温柔敦厚才是真正文明人的性格。

而与文明相对的，就是野蛮，在文明人眼里，那无异于粗鄙。

但是，现实证明温柔敦厚的文明人，时常为不怎么文明的野蛮人所击败。

纵观历史，在朝代的更替期，经常是所谓的“野蛮人”打败了所谓的“文明人”，然后“野蛮人”又被这个先进的文明同化。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所谓的“野蛮人”虽然不甚文雅有些粗鄙，却包含着原始的生命力。

而“文明人”呢，虽然温柔敦厚，恰恰失掉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温柔敦厚的性格，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并且这种缺陷，有时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身逢乱世的时候。

西汉陆贾总结秦代遭致覆灭的历史教训，向刘邦提出了“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建议。

据司马迁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会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10]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守天下时往往会被重用，统治者希望以之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在乱世，在“逆取”之时，儒家思想却往往不被接受，此时暴力却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最明显的莫过于春秋战国，孔孟二圣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思想，均不被国君采纳，而法家、纵横家的思想却不胫而走。

究其原因，我想就在于儒家所代表的这种温柔敦厚，不适合争权夺势、你死我活的动乱年代。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五蠹》）东汉末年，也是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张国风先生说：“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不是应该由谁来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谁有力量来统一中国的问题。

”[11]如刘备者，想靠仁义道德一统天下，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那是一个成王败寇的时代，通过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让三国归晋的晋帝司马炎可不是通过仁义来一统天下的。

“一部《三国演义》表现了作者在理想与历史、正义与邪恶、感情与理智、‘人谋’与‘天谋’的冲突中，带着一种悲怆和迷惘的心理，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悲剧，也是一部呼唤民族大众传统文化精神的史诗。

”[12]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刘备病危托孤白帝城。

刘备的一生就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的：“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13]对于刘备的悲剧，我们很难说是由谁造成的，那既是性格、社会的悲剧，
也是儒家“仁义”文化的悲剧。

刘备形象的动人，是因为他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中国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呼唤着明君贤臣的出现，而现实却让民众一次次受伤。

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广大民众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补偿。

就如弗莱说过：“文学总的说来是‘移位的’神话”[14]，所以小说中的刘备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仁义的神话，但也只是神话而已。

参考文献：
[1]韩唐.三国十讲[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2]罗贯中.全图绣像三国演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3]施耐庵.水浒全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李中华.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6]魏延山.壮志未酬的悲歌[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7]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朱自清.诗言志辨·诗教[A].朱自清全集卷六[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
[10]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A].四库全书·史部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张国风.漫说三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On the Tragedy of Liu Bei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Wu Chun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Jiangxi,341000)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l cause of the tragedy of Liu Bei,a key character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Through his tragedy,we can realize the limit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rom a specific angle.
Key Words:Liu Bei;tragedy;Confucianism;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ce
[责任编辑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