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复兴中国革命的正确的道路

如何理解“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复兴xx革命的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形式和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但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所选择的道路和途径也不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理论和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走向胜利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国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牛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革命的危机关头，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及时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革命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逐步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1927

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对创建人民军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广州、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的工农群众在武装起义中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先后被优势的反动势力摧残了。

因此，武装起义后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还是首先占领农村，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首先从实践上开始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为了保存和

发展革命武装，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意见，率部向井冈山进军，并于

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余部部队会师，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井冈山等农村根据地建立、发展的同时，党领导的上百次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党在城市的工作始终处于困难境地。但是，这一时期，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游击战争却已广泛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7万人，在十几个省的100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

地。从1929年到1930年，处在农村武装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相当一些人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要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观点，即“城市中心论”。他们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不应当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不愿意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性武装起义，一举夺取全国政权。

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也仍处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仍不断地遭到优势敌军的“围剿”。在这样的形势下，“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革命能不能在农村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发展起来，成了党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探讨。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总结工农革命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在文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红色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

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928年11月，毛泽东于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即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和《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指出：

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帝国主义、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农村区域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一是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二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工农群众之中；三是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四是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支持的红色政权；五是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对党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实践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他明确指出：

“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

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

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把建立红色区域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解决了把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尔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不愿妥协，避免伤亡的话，“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其主要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武装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指出，把

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城市，相反，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农村根据地也就处于孤立的地位，革命就会失败，农村包围城市。

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理论的指引下，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经一年多的艰苦转战，红四军同其他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并且在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在同一时期，赣东北、洪湖、湘赣边、鄂豫皖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在不断粉碎敌军进攻中站住了脚，获得了初步发展。这样，“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论证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已经由实践作了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