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双龙宝星——第一套中国勋章

【原创】双龙宝星——第一套中国勋章

四一、清政府的苦恼1862年，同治元年正月，太平军战果累累，连克数城。经过连续几轮的激烈讨论，内忧外患的清廷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冒险的决定——利用洋人的

力量“借师助剿”。在过去的一年中，清政府曾经先后拒绝了英、美两国抛来的助清廷“压平内乱”的橄榄枝，直到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进而进攻上海，清人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这一年，对于一个叫做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美国人来说，同样意义重大。正是这种政治风向标的转变，成就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辉煌。

三年前，27岁的华尔带着自己的淘金梦，以一名商贸人员的身份来到了中国。但是，生意场的摸爬滚打并没有给他带来期待中的财富，倒是得益于早年的军事训练和冒险活动，经由记名道杨坊举荐，意外地成为了清廷洋枪队的教头。积年卓有成效的付出，终于在清政府明确接受外国助剿后，得到了回报——先后率领洋枪队在多次大捷战中的优异表现，以及更易中国服饰的亲善行为，为他赢得了四品顶戴和清廷的传旨嘉奖。而在此之前，从未有外国人获得过清政府的公开奖赏。不久之后，华尔又被破格赐予副将职衔，并且成为了第一个拥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清政府赏赐给高级官员的带有勋章性质的金质赏牌

自鸦片战争之时，为了应对“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清政府意识到了引进外籍人才的必要性。早在华尔之前，船政、铁路、矿务等方面都已经不乏外籍要员的身影。当时用来吸引人才的主要策略是“高薪”。就拿福建船政来说，一名外籍洋员月薪可达四百两，就连新人也能拿到二百两的月薪。与此相差悬殊的是，再能干的中国雇员收入也不及洋人的三分之一。就连洋人自己都承认即使在本国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平。美国人何天爵在《中国的海陆军》中就写道：“两位外国军官到天津当教练，契约五年，薪水比他们以前的收入大的很多。”

相当一段时间内，清政府一直认为洋人唯利是图，除了重金礼聘外，无需其它。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在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奏定章程中，也只规定了汉教习的奖励规定，而“洋教习因只图薪水，不求官职，未经议及奖励。”

这种认识随着外籍人才数量的激增和发挥作用的日益巨大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少官僚和实业家都开始主张对做出贡献的外籍人才予以奖励，以达到激励的效果。在苏松太道吴煦为华尔邀赏的照会上，这种转变显而易见：“惟西人喜功好胜，每羡中国红顶，深以得此为荣，如蒙天恩，赏给副将衔，以示破格奖励，则华尔喜如所望，必更欢欣鼓舞，以图报称。”华尔先例一开，后来者不断，以至于李鸿章得出了一个结论

“应募来华各员，尤以得中国官号为荣”，提出只有不分中外，论功行赏，才能够昭显“中外一体之意”。只是，对于洋人的

赏赐关乎国体、外交，不能草率行事，必须从长计议。翻阅《筹办夷务始末》以及当朝的一些奏折，不难看出，当时清政府为了遴选出一种恰当的奖赏方式，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那些传统的形式都被一一否定：比如赐职衔不符合礼制，也大多流于虚职，恐怕弄巧成拙，招致埋怨。而顶戴花翎对于身着西式服装的外国人又不便于穿戴。这些奖赏偶有为之尚且说得过去，要是作为定制大范围推广实在不妥。

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非常明确——最终的奖赏形式，必须是洋人喜闻乐见，又不至于让清政府捉襟见肘。经过一番商议，共有四种奖赏形式突出重围，成为了初步试行的备选，它们是：传旨嘉赏、通知各国自主奖赏、赏赐银两，以及赏赐功牌。

一番实际的运行下来，孰优孰劣立见分晓。前两种赏赐形式对于清政府而言无疑是最省时省力的，但在洋人看来不过是一纸空文，不是没有实际价值，就是难以兑现。同治二年（1863年），一位在天津“助剿”有功的英国领事，在得知自

己将得到“本国自行奖叙”的奖赏时，居然回复说“情愿只领功牌”。而对于银两财物的赏赐态度，在船政监督日意格写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札中，表露无遗——“我手下的人将收到允诺的四万法郎的奖赏，而我自己可以得到二十万法郎的奖金，

且只要皇上高兴，我还能得到新的封赏……这是一份不错的交易。”显然，对于洋人而言，财物的赏赐自然多多益善。问题是这样的赏赐并不是小数目，倘若受赏者相互攀比，赏金节节攀高，大清朝的国库早晚吃不消。幸好还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备选——功牌。所谓功牌，最早是清朝发给八旗军功人员的奖赏，上面书写所立功绩年月，钤用兵部印，常见的有类似于奖状的纸质和银质两种。洋人对于功牌的热情倒真是令清廷颇感意外，莫非洋人骨子里还是对“天朝上国”心存敬畏？

主要授予协助镇压太平军的法国军人的银质功牌

真正的答案多少令清政府有点没面子，洋人对功牌的热衷理由很是简单，只是因为它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西方的勋章。当时的清政府有所不知，此时西方世界正陷入了一场几乎病态的“勋章热”。

勋章的最早起源是为了区别战场上骑士的身份，每个骑士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标志。这些标志会出现在战衣、盾牌、旗帜以及印章上。后来一些专门制作的勋章又被用来表彰功绩。但是一场疯狂的“勋章竞赛”却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贵族阶层被取消之后。此时人们把对贵族身份的渴望转移到了对勋章和勋位的痴迷，甚至有人公开贩卖假的授勋公函，而购买者仍旧乐此不疲。

二、功牌变身勋章时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

臣崇厚，由于和洋人接触频繁，最先意识到了功牌受到欢迎的原因，分别向清政府提出了仿照外国宝星（勋章）式样改铸金银牌和功牌以奖赏洋人的请求。改造后的功牌叫做“金宝星”，分为四个等级——金质三等：分别重一两四钱、一两二钱、一两；银质一等，重一两；背面纹饰均为双龙，银牌背面作螭虎文，正面皆铸御赐字样，专门颁发给在华“助剿”出力的外国军事人员。

二等金宝星

不过，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宝星在中国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同样是洋务派首领的左宗棠就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功牌与宝星，虽同为外国人所重，然宝星一项，事费工巨，必须外洋匠人制造方能合式，不如功牌本为中国名器，颁赏远人尤为群情欣羡”。

但是清政府不但没有就此止步，反而觉得“金宝星” 从外形到制度都应该更接近国际惯例。

光绪七年（1881年）彻底改革的契机来了。这一年为了商讨对《中俄条约》的修订，各国使臣、驻京公使齐聚一堂，按照国际惯例，作为外交礼仪，应该给与会人员嘉赏勋章。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展开外交攻势的绝佳机会，《奏定宝星章程》也应运而生，章程统一了宝星的名称、等第、藻饰、执照制造颁赏程序。“中国之旗帜，向例绘龙文为识”的特点，成为了宝星之上“錾以双龙”的由来，并由此得名“双龙宝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