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不平等

市场经济与不平等

摘要文章剖析了后工业时代社会全球化的历史性

变化，包括其如何在风险与不平等的条件下发展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福利保障的状况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随着贫富分布不均以及社会阶层化等?F象的出?F，整个社会的结构正在重新构建，迅速成长的自由市场带动相关经济力量的发展，并伴随着关于理性化、标准化、商品化或是世俗主义思想的扩散。在经济下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软化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今，原有的20世纪的福利

国家形式已被21世纪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形态所取代，即所

谓“非主权权力”，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在

各种社会势力(例如NGOs非政府组织)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仍旧较弱。尽管在国际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滞后性，国家政权在跨国公司利益主导的世界范围内还是具有重要的管理功能。在全球化已经影响了社会契约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未来虽难以抉择，但终究是要向着商品化的社会服务方向发展。鉴于公正与治理带来的挑战，文章认为，如今市场经济的走向必须由反映人的根本价值的道德原则来

指导，而社会福利保障等概念则需要重新定义和延伸。

关键词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市场经济与不平等；社会福利与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11-0022-06

引言

在“全球世纪”的时代，全球性普遍联系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绑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当今社会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生活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平衡的后工业时代发展。在以信息技术、创新精神、金融发展以及服务业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中，新的技术革新、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社会进程、新的政治发展，这些都是全球化的特点(Hudson and Lowe，2004：22)。当世界被联系起来，人们的生活质量也相应地随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发生改变。实际上，新兴经济体中的自由市场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全球化的利益与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不平等。本文的基本目标就是在历史的范畴下解释这些变化是如何成为后

工业福利中的一部分，是如何在风险与不平等共存的背景下发展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的人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如今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以及人均收入状况都非常好(Phillipson，2006)；而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民众仍旧在贫困以及温饱线上挣扎。这些生活在社会

经济阶梯底层的民众不为社会接受，处于疾病、饥饿与贫困的危机下(Turner，2008)。只有少数人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高处，享用着大量社会资源和过着着舒坦的生活

(Esping-Anderson，1990)。

一、全球贫困与不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医疗水平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以及人类寿命增加，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必须面对这一变化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在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下，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动荡等?F象加剧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生活质量问题和不平等的?F 象。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也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几乎没有多少劳力还留在农村地区(Pow－ell and Cook，2010)。当然我们不用感到意外，因为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会带来经济上的增收，但这样的趋势则进一步加深了城乡差距。如今，世界上有超过二十五亿的人生活标准仍在二美元／天的水平以下，而有差不多十亿人仍在一美元／天的生活水平(Chen＆Ravallion，2007)。很明显，是因为贫穷才造成了这样的?F象。如今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关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国家也要努力对总体经济状况进行调控，以防止贫富差距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此外，因不平等而导致的犯罪率上升，低出生率、生活欠佳、缺乏教育、缺少医疗保健以及经济状况

恶化等社会问题也变得十分棘手。

让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如今社会中不仅仅有贫富差距，还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贫困――世界上40％最穷的人

仅仅拥有占世界5％的收入(Estes，Biggs and Phillipson，2003)。当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第12届世界年度财富报告(2008)，世界上身家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在2007年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当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世界经济在2007年仅增长了5％，而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的人数则增长了9％以上。那些高净资产者(HNWI)的平均资产，还不包括他们的居所，已经达到人均400万美元水平。但有趣的是，高净资产者增长速度最快的却是在东欧、拉丁美洲以及亚洲，代表国家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金砖国家)。通过分析高净资产者加上那些“饱满寓足的”群体(资产在100万美元左右并拥有固定财产的人群)的?F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20％的人控制了世界上超过75％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上一小部分的人，通过大量原始积累以及财富生成策略，其财富增长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当中有1000万人可以界定为高净资产者(Annual World Wealth Report，2008)。明显地，这富裕阶层却在全球人口结构中制造着贫穷(Arias and Logan，2002；Jessop，2002)。当少于1％的富人在一头以投机取巧和市场违规的方式在商业和自由贸易中获利时，在另一头的人们只能获取少得可怜

的利益，而这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扩大。有的人保守地认为，国际上贫富国之间差距为50：1的水平(Clark，2007)。即使

是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明显，各种因素诸如性别、民族以及其它的社会阻碍性和复杂性造成了更大的差距(Powell and Cook，2010)。这些差距以锫种方式演变，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例如T作收入、生活水平、教育、社会依靠或是因政策造成的社会排斥(Townsend，2007)。Navarro(2007)和其他人对Townsend的主张进行了补充，认

为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可以归因于干涉主义的采用以及

政府的默许的结果。我们看到，对于手中掌握大量财富与权力的富人阶层来说，相比起自己国家中不那么富足的人数来说，他们会与另一个国家的同样是富人阶级的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优越感(Hoogvelt，1997)。

通过不同国家之间情况的比较有助于进一步的分析。例如，根据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社会政策支出的比较数据库指数以及1980－2003年间国家提供的以

社会支出(SocX)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政府

提供的社会保障内容覆盖养老、生存、工伤、医疗、家庭、劳保、失业、住房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教育除外)。Shalev(2007)指出，医疗保障与社会年金应由GDP贡献一部分，像瑞典，其14％的GDP是供给于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和

社会年金的。根据1980－2001年间的数据以及OCED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