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内涵的时代性

试论儒家文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及内涵的时代性【摘要】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学说的创立，思想内容的改造，传承中的与时俱进。

研究试图说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在于因时而变化。

【关键词】儒家文化；创立；改造；传承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值得一提。

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创立；第二阶段：（西汉）汉儒董仲舒针对当时黄老思想（战国中期至汉初的道家学派），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阶段：（晚清）曾国藩恪守正统，继承孔孟衣钵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终成一代中兴名臣。

儒家思想注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人生哲理、自我修养和政治历史诸方面问题的思考，古往今来，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被尊奉为国学。

研究儒家文化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历史地了解其发展演变，了解其蕴涵的思想总是随历史的发展，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

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创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

思想家、学者们为抒己见，纷纷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其中，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颇具影响，一枝独秀，逐渐成为“显学”。

孔子的儒家学说都有些什么内容呢？“克己复礼
以为仁”孔子因之被后世称为“圣人”。

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并进一步提倡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进一步的阐扬和发展，故其学说，具极大影响，孟子因之也被后世尊为“亚圣”。

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形成，被后人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创，其学说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的产物。

于是，孔孟学说大行其道。

第二阶段：（西汉）汉儒董仲舒针对当时黄老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黄老系战国中期至汉初的道家学派，此派假托黄帝的名义而推行老子的“无为”“虚静”等思想。

汉初实行修养生息政策，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以清静之术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曾被汉初统治者所采用。

提倡“无为而治”显然与儒家主张的“王道”、“仁政”、“有为”相悖，汉儒董仲舒于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积极入世，参政议政。

传统儒学的思想涵义，至此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为1.天人合一的解释：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

先秦时，尚有一定唯物成分的阴阳五行说，被神秘化，被说成是天命的表现。

2.抛弃了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

把各种封建伦理关系固定化、绝对化，明确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永恒道德规范。

3.强调大一统，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

4.主张“奉天法古”（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封建制度神圣
化后，又使之凝固。

5.打造新儒学——经学（对孔孟儒学的整理、注释和改造，客观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致使读书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皓首穷经，假圣人之言立言，“学而优则仕”）。

尤其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了儒学在新时期的勃兴，标志了儒家思想走上了与政权统治相结合的道路。

此后，儒家学说与政治相结合，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历千年而不变。

探究儒家学说之所以被汉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原因在于：其一，它论证了等级特权的合理性。

封建专制统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尊卑等级特权的统治，儒学给予了道德上的认同，对其合理性作了一系列的论证。

其二，它把道德关系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从道德关系上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本来是由一种道德义务所维系的，即彼此之间相互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从而维系其间的和谐的关系。

其三，儒学与政治互补。

汉代儒学开始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

同时，它也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它的社会化有赖于政治的支持和保障，相应的，政治也离不开儒家学说为其从思想意识和理论上张目。

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文化，也从此宣告形成。

第三阶段：（晚清）曾国藩是传统儒文化的继承、发扬光大者，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大儒
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继承儒学传统，深得其精髓。

他不拘成法，开洋务运动的先声，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就儒学而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也是
其实践指针。

曾国藩正是因恪守正统，继承孔孟衣钵，在“忠孝”的前提下，注重道德教化，办事兼传教，成就大事的。

自己树立了一个“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独特形象。

据说，毛泽东一生“独服曾文正”。

作为“这一个”有争议的典型人物，以下择曾国藩用人、教子（兼修身）、办洋务例，试论之。

用人。

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以是否得人为转移。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此，李鸿章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教子（兼修身）。

曾国藩教子，总不忘做人，读书两端。

于读书则不厌其烦地解疑祛惑，于做人则指出其优劣，敦促其改正。

曾国藩的家教观尽管从根本上体现了封建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但他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出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且在实践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曾纪泽和曾纪鸿（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作为清末“正牌高干子弟”，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衙内”和大少爷，相反，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一个是有成就的诗人和数学家。

办洋务。

曾国藩是一个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双重特性的人物。

曾国藩是“自强”实践的领头雁。

他在1861年攻陷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驻节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招募国内科技人才，仿造西洋军火、轮船，成为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肇始。

容闳（中国
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是曾国藩亲自识拔之人，多年来殚精竭虑地帮办洋务，容闳不仅肩负带领留学生出国的监督重任，而且还负有“联外交而窥秘钥”之责。

派遣留学生代表着洋务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事业。

可以说，曾国藩办洋务上的“发展”与“革新”理念，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给黑暗沉沉的近代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正是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结论
传统文化的前途还在于因时而变化。

抚今追昔，进一步说，主观上，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历史中，其主流文化的宗旨和目的决不会是为了阻止本民族的发展而生成的。

客观上，应该看到，不能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经不起磨难和挑战的民族精神也是不能带来振兴和希望的民族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传统儒学一度失去了昔日的灵光，封建文化日益受到批判和抛弃，而建立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孔子文化学院如今遍布海内外，学国学穿汉服俨然成为时尚。

然而，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俨然一场陨石雨，通过战争这种最高对抗形式，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激烈的碰撞，结果是东方文明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遭到重创。

当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在西方坚船利炮前暴露无遗时，也就到了
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甄别、挑选与重建的时候。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0.
[2] 管维良.中国历史与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8.
[3] 史林.曾国藩成大事的九九个方略[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