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民法文化观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民法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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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婚姻制度具有祭祀宗庙、延续子孙的重要意义。婚姻制度的内容基本被夫权占据，立法及律令中对妻权鲜有规定。本文从古代婚姻制度的含义出发，对以夫权为核心的婚姻制度的内容进行展开，借此对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民法文化观提出一点思考。

一、婚姻制度的含义

《昏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可见，从最初人们对于婚姻制度的理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祭祀宗庙，承家族祖先之使命。另一方面，延续子嗣，为家族增添子丁。在这两个层面的含义中，祭祀宗庙的意义更为重要，是后者的基础。祭祀宗庙以孝祖先，两性的结合产生子嗣，使家族得以延续。婚姻制度本身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家族为本位。男女之间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婚姻的实质意义大于形式意义，男女之间的

婚姻决定权在于两个家族，父权和夫权共同构成了婚姻制度的基础。

二、婚姻制度的内容

封建社会具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原则贯穿于夫妻关系之中。夫妻关系中夫和妻的地位不平等是婚姻制度内容的一个缩影，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的内容随着朝代的更替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总体上看，婚姻制度的内容基本被夫权(包括夫对妻的权利和妻对夫的义务)占据。立法中显有妻权(包括妻对夫的权利和夫对妻的义务)的规定，这些妻权看似是为了维护妻子的权利，其实更多的依然是为了宗族、家族的和谐稳定。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夫权的内容，夫对妻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财产权、监护权、休妻权等。

(一)财产权

《大清律例·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例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

前夫之家为主。”意思是在丈夫死后，妻子改嫁的，是否取得夫家的财产及嫁奁需要由夫家作主，没有自由取得财产的权利，这说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并不享有家中财产的所有权。

《大清律例·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律条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 这说明丈夫对于财产的所有、处分拥有绝对的权利，妻子只在丈夫的授权范围内，管理和使用财产，不得在授权范围外擅自使用处分家中财物。

(二)监护权

夫对妻享有监护权，这里的监护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妇人犯罪但情节不致收监时，由丈夫斥责，收归监护。二是丈夫殴妻行为，属于对妻子的管教监护，在于维护家族的稳定和谐。唐宋时期，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即使殴打至伤，只要妻子不亲告，也不会受到处罚。至清代，律例规定得要严厉一些。《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妻妾殴夫”律条规定：“其夫殴妻，

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且须妻亲告始论。

妻子殴打丈夫则是违背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妻妾殴夫”律条规定：“凡妻殴夫者，但殴即坐。杖一百，夫愿离者，听。须夫自告乃坐。至折伤以上，各验其伤之重轻。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决。死者，斩。决。故杀者，凌迟处死。妻殴夫，只要有殴打的行为，即会受到处罚。这样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规定，是“夫为妻纲”原则的具体表现。与其说是立法的纵容，不如说是社会普遍遵从的习惯和传统。立法是对人们遵习已久并且愿意服从其约束的习惯进行确立的过程，良法与恶法的区分是要用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去评判的。在封建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婚姻制度，婚姻是为家族利益服务的，夫权也好，妻权也罢，都是为了宗族的稳定和谐而生，也为宗族稳定和谐而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夫权的观念，或许能够体会它的合理性。

(三)休妻权

休妻权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前面在法定离婚

制度中已论述，主要是“七出三不去”。《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出妻”律条规定：“凡妻于七出无应出之条及于夫无义绝之状，而擅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忌、恶疾。有三不去，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有所娶无所归。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

休妻权是因为妻子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七种情形，损害家族利益，而丈夫享有选择离婚休妻与否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片面强调夫权，休妻权不是任意的婚姻解除权，也是在法律严格规定的范围行使的夫权。

三、婚姻制度的民法文化观

(一)夫权至上

夫权至上，是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所谓夫妻一体，意为妻子嫁入夫家，其人格和财产都从属于夫，更进一步说，是从属于夫所在的家族。在夫妻关系中，夫权支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过妻权。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家中的财产处分，宗庙事宜等都是由丈

夫主导，妻子主要处理一些家里的闲杂事务。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在客观上造成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夫妻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夫权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写进了封建法律。

(二)家长制主导

我们知道，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体现了宗族性，祭祀宗庙，承续后嗣。在如此神圣的目的引导之下，婚姻制度的使命不在于男女双方感情的培养和升华，而在于祭祀祖辈，传宗接代。因此，我们不能以近代或当代的视角去看待婚姻制度，而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就是家族延续的一种工具，其本身的价值不在于夫妻之间基于互相欣赏、产生感情，确认婚姻关系。而是为了实现家族的祭祀承续的工具。夫妻之间的婚姻主导权在于双方的家长，尤其是男方的家长。

(三)礼与法的融合

礼，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履也，所以事神

致福也。”据此我们知道，礼最初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祈福行为。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以周公制礼为标志，礼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工具，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为规范。“明德慎罚”、“以德配天”，统治者将礼神话，进而将自己的统治权神话以取得合理性。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西周时期的“周礼”内容涉及十分宽泛，包括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经济，也包括家庭社会层面的婚姻、祭祀、宗教等。《礼记》有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据此我们明白，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定纷止争，建立一种“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制度，以达到一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状态。礼的内容宽泛，又具有约束力，使之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礼崩乐坏，秦汉时期的法律，诸如《法经》和汉律等均由法家制定。至汉武帝时期，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的思想逐渐开始占据立法的主导。自这一时期起，在清朝以前，儒家思想一直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立法的指导。立法者由礼入法，将许多礼都直接作为法律规范加以确认。《大戴礼记·本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