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

婚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男女两性之结合，这种婚姻主要基于人类的本能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求，有了人类便已有之。狭义的婚姻是经国家法律之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形态。本文探究的是狭义婚姻，是国家与阶级出现后，将自然本能滋生出的生活习性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婚姻制度。自夏始至清亡之四千年，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萌芽至成熟到最后定型，其主流婚制虽变化不大，却也在不同朝代制定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婚姻制度。

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与形式主义的色彩。《礼记·昏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就是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六礼，其涵盖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后唐孔颖达又疏曰：“六礼谓冠一、婚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六。”六礼中，当以婚礼为本，因为有婚姻才可形成家庭，有家庭才可组成国家。

（一）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足其三项实质要件：即“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一夫一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有专门论述。“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此禁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认为同姓结婚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从而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说明当时对优生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二是因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②，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加强与异姓贵族的结盟，以便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幽风·伐柯》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即是例证。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乃家族大事，绝非青年男女个人之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合乎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必须要经过“婚姻六礼”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依次为纳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名字、身分，卜于宗庙以确定是否适合婚配）；纳吉（卜得吉兆后，男方家即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又称纳币、纳聘财，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正式定婚，婚姻开始受礼法保护）；请期（男家商请女方家择定婚期）；亲迎（男子亲自到女方家迎娶），这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道仪式。西周时，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即公婆）。如舅姑先已去世，则三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则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如未行庙见之礼，该女子去世，则不能葬于男家之祖坟）。

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最终成立。

“六礼”的名称和仪式，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远。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虽不一定经过六道礼仪程式，但“六礼”的名称却一直相传下来。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有一些乡村的结婚仪式仍可见到“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

（二）离婚的形式。在我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确立的男方家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大戴礼》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公婆），为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嗣不孝；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为其离亲；盗窃，为其反义。只要女子有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就可以合礼、合法的解除婚姻关系。《礼记·内则》载“子甚宜（爱）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表明婚姻关系能否持续与夫妻感情无关，婚姻关系从开始到解除完全由父母控制。夫家为了维护夫权和家族利益，可以轻易找出“七出”中的一条为借口，使女子陷于被遗弃的悲惨境地。

在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有一些限制性条件，按西周的礼制，女子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具体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女子被休弃时娘家已无亲人的，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不去（女子嫁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女子嫁入夫家时贫贱以后变得富贵的，不能休妻）。”按照礼制的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对男家任意出妻的限制性规定，虽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和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

“七出三不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均未超出其范围。

二、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制度

原始社会后期，由群婚制变为对偶婚制，即一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择一女为“主妻”即正妻，其余为副妻；而一女子在许多的丈夫中择一男为“主夫”即正夫，余者为副夫。对偶婚仍以女子为中心，女娶男嫁，实行族外婚，夫从妻居，婚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状况。生父的确定从血缘结构上为父系氏族和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承时，就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祸起萧墙，在众王子之间出现流血拼争，甚至发生弑父杀兄的惨剧。

周朝则吸取了夏商的教训，通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确定王位的归属，成功的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难题。所谓“一夫一妻”是指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要求，从天子到诸侯、百姓，一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即正妻，也称嫡妻，正妻必须经过聘娶大礼迎娶；“多妾”则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