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

读《中国绅士》

法政学院09历本4班刘红仙2009084433

一、个人对“绅士”一词认识的转变

关于“绅士”一词在平时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不低，但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就比如我个人，在没有上中国社会近代史和读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之前，我是这样定义绅士这个词的：只要是男性讲究仪容和服装整洁，言行举止彬彬有礼文雅大方，在对待女性可以做到谦让的都可以称为绅士。现在想想这样去定义中国绅士这个词不仅肤浅还十分不准确。在看张仲礼的《中国绅士》这本书的同时，我还阅读了廖海生的《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影响》一文，文中引用了王先明先生在《近代绅士》中关于中国绅士一词的定义：凡是获得封建社会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盖属于绅士阶层。绅士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他们具有两重的属性，既具有政府赋予的功名身份，又是基层社会文化权威。张仲礼是这样定义中国绅士的：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于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

从两者对中国绅士一词的表述来看，两者的见解是趋于一致的。而本人看完两者的表述还有相对应的文章之后，对中国绅士一词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转变。首先是绅士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他们比平民还有贱民要高级，但是比那些官宦、还有贵族等要低级，也就是说绅士这一阶层是处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位置。其次，绅士阶层与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绅士阶层可以说是科举制度慢慢“培养”出来的产物，产物是随着母体发展而发展、消亡而消亡的，到了清末科举制度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还有时代潮流的要求而走向灭亡，很自然绅士阶层也随之慢慢消亡。再者，绅士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仕途，而这些途径可以分为“正途”和“异途”两种。所谓“正途”就是张仲礼所说的：19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绅士，其身份只要是通过科举制度而取得的，这就是取得绅士地位的“正途”。“异途”即通过捐监生（国子监的学生）而步入绅士阶层，由此而成为未经任何考试而成为绅士的人。最后，本人觉得19世纪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没落的表现。这时期的绅士们只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考取功名跻身到绅士阶层上层中去，或者还有就是那些通过“异途”进入绅士的人也同样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地位再提高些。但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就说到了鸦片战争的那段时期吧，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的绅士们却不懂这是啥玩意，更别说制造它们出来帮助国家抵御外来侵略了。

之前自己给绅士这样定义应该就是融入了很多现代因素，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具有绅士风度的那些人。而这样去定义19世纪中国的绅士是十分肤浅和不准确的，可能19世纪中国的绅士多少都会具备我所说的那些方面，但是这些方面不是体现他们本质的地方。现在看了张仲礼的《中国绅士》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绅士的文章，纵然对中国绅士这词不是很深入地了解，但是也对我之前的看法起到了动摇的作用，使我有了一定的认识。

二、关于中国绅士与科举制度

《中国绅士》这本书的第三章19世纪中国绅士的科举生涯真是确切地反映了当时绅士们所从事的主要活动，而且他们把毕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科举之

上。当然，这主要是指经过“正途”而取得绅士身份的那些人，而那些由“异途”而跻身于绅士阶层的人也不排除有在科举上花费了不少时间的，只是经过科举还是无法进入此阶层而不得不通过“异途”的办法跻身进去，但这方面的人是很少的。第三章表明了一个问题：科举这一制度不仅是进入绅士阶层的最重要的途径，而且还是政府控制绅士的工具。

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与科举制度这方面的内容，看完了本书的第三章可谓颇有收获和了解。首先是他的第一节读书应试——绅士的主要活动。在古代，要想出人头地，走入仕途，对于平民来说最重要的途径无非就是科举了，因而为了数年一度的考试考生们不得不长期伏案于无休止的读书考试之中，即便这样，也未必有回报，很多时候要尝试好几次方可成功，更有甚者一生都无与中举无缘。科举就好比如当代的高考，中举了可以光宗耀祖提高社会地位，而高考则是踏进大学校门离自己成功的人生又近了一步。只不过当代大学那么多，进入大学校门的机会非常之大，而科举则是数千人乃至数万考生争取那为数极少的举额。这说明机会不仅渺茫而且还十分艰难，说到这里张仲礼也列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这些例子在很多电视上都可以看到，电视上虚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妇孺皆知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其多次赴试不中，面对自己的科举人生写下了一挽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二百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于是他立志刻苦与著述，后经数十载艰困努力，终于写成《聊斋志异》。相对于由“正途”进入绅士阶层的考生，由“异途”进入绅士阶层的则是相当轻松的，他们可以利用捐纳制度获得此身份。但无论怎样，绅士们都将毕生的绝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读书考试之中。

说到有些人通过捐纳可以获得绅士这个身份或者说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就想到了这对于那些家庭贫困的下层绅士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方可进入仕途，而且机会还是很渺茫，但是那些富人则可以轻易地得到这一切。这是科举制度的一个不公平的表现。而这一章的第三节科举制度中的所谓平等精神个人认为表面上是说科举制度的平等精神但实际上是科举制度的一个不平等表现。张仲礼在书中是这样说：从理论上说：这一途径对任何想取得绅士地位和官职的平民都是一视同仁的。科举制度确实使某种“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它对于那些有财有势者却大为有利。有一个社会集团是完全排斥在外的，凡奴、仆、娼、优、隶和其他属”贱民“出身者，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富人、高官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是有着一种便利和恩惠的特权的，富人可以捐例监生或例贡生直接越过“童试”，高官子弟的试卷与其他人是分开的，并标明为“官卷”，对他们还另设举额，这就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平民这些便利和恩惠是根本没有的。除此之外，还有贿赂、贪污现象的盛行，考试收取一定的费用都会影响科举制度的平等性。这说明科举制度并不是向所有的人都提供平等的机会。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在古代，科举制度为平民提供了一种进入仕途的途径，而在这之前平民进入仕途可以用李白的一句话来比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这一方面来说科举制度是有着所谓的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但古代人民却认为它有着一种平等精神，这也算是当时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吧，维护社会稳定。

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实行就标榜以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在它开始和巅峰阶段的确起到了它的作用为统治者提供了不少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末期，这一目的是名存实亡。从它的考试内容和形式来说，考生所要考的内容在现实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连最基本的评论行政事务和政治哲学的试题都被踢出了，考试纯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