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失败和危机案例

PPP模式中的失败案例和危机

一、刑事案件

1、企业（国企）在经营过程中的腐败：

（1）“水老虎”案

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马超群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据新华社报道，马超群落马的直接原因是：北戴河的某酒店建设过程中，其内部供水系统需要对接公共供水管网。马超群狮子大开口，索要300万元，随后又加码到500万元。酒店方不堪承受，只好将其索贿过程录音并举报。

房地产内部供水系统对接公共供水管网时，工程造价的话事权在水务公司。而且，楼盘晚交付一天、商业地产晚开业一天，都是要付利息的，开发商等不起。以前，为了减少在供水环节上的开发成本，一些开发商在自己开发的区域自建供水设施，提供居民和公共用水。但随着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推广，这一选项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没有别的选择，水务公司方不仅能通过工程造价收回垄断租金，还能利用企业“等不起”额外勒索企业。马超群寻租正是本乎这一逻辑。

（2）广州国企广日集团发生“塌方式腐败”：

2009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风波，从事电梯制造的广日集团进入舆论视野。紧接着，广州市府2008年“39号文”被曝光，广日集团从中持续25年每年可获数亿元财政补贴。

政府将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给国企，最终“养育”出腐败窝案，巨额财政补贴难显应有的绩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许经营”固有的弊端。基于此，就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垃圾终端处理“特许经营”模式的得失。

接纳有序的市场竞争既是激活各类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也是打破“利益集团”控制、遏制垄断经营滋生腐败的有效途径。眼下，广州在垃圾分类和终端处理领域，一方面是政府固守“特许经营”，职能部门抱怨机制不顺、运营不畅、投入不足等问题难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力量介入的路径受阻，民营企业因政策壁垒而遭遇“一点垃圾都拿不到”的无奈。虽然政府方面已有放开经营的认识，但进展迟缓。如今，广州要从广日集团的“塌方式腐败”中汲取教训，重启垃圾处理政策的讨论，集思广益，探寻最优的方案与路径，才能重新赢得市民的信任与支持。

2、政府官员在准入过程中的滥用职权：

兰州交通局窝案与出租车行的隐秘：作为兰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的颜承鲁，竟办起了出租车公司，公然将手中掌握的由政府批准的180辆出租车营运指标资源作为控股资本。明面上是出租车行业的管理者，暗地里却是出租车企业的经营者。

3、政府官员在监管过程中的索贿：

杜明飞在担任兰州市城运处处长期间，利用手中掌握的管理兰州市出租车行业的部分权力，不但大肆收受出租车企业的现金或购物卡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还公然多次以各种名义向公司负责人索贿。仅收受兰州一家龙头出租车民营企业负责人的贿赂就有13次，数额高达245万元，其中223万元属于索贿。

4、政府官员在bot发包过程中的玩忽职守：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贿、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进入庭审，目前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

山西交通窝案的爆发，案情交错纵横，问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领域，与曾交由民营企业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长临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相关。

据纪检阶段的官方通报，前述四人被“双规”虽各有因由，但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晓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许给民营企业修建，项目却延宕多年都未能开工，由接任的段建国将路权收回，交由交通厅所属国企建设。而为了顺利清退前任业主，将不可避免产生违约赔偿金。

记者获知，前述“玩忽职守”的指控指向一笔一两千万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业主、民营企业山西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投资）的账户，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德生夫妇随即被控制，并牵出王志民等人。

二、失败的ppp案例

1、强势政府损害投资人利益。

泉州刺桐大桥是我国本土民营资本进入PPP机制创新领域的首个路桥项目，由社会资本与政府按60:40的出资比例组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1997年1月1日投入运营。17年来，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在30年特许经营期内受到了多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大桥建成通车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晋江上面的大桥就从原来的2座增加到了8座（其他7座陆续取消收费），由于车辆分流给业主公司带来不小的利益分割；大桥的广告经营权、配套服务设施经营权申请始终没有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复和回应；地方政府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公司增加了相当规模的额外负担；业主公司与地方政府就车辆通行收费标准没有形成合理的调整机制；国家政策法规变动导致的风险由业主公司独自承担。上述几类不确定性风险源自于政府，事实上损害了社会资本的应得利益。其实，政府愿意引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愿意与政府合作吗？如果企业害怕政府的不确定性，它是不敢进入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要有规范、成熟的特许经营法律体系。

2、市场阴谋给政府带来损失：

（1）北京市4号线地铁是我国内地第一个与外资合作特许经营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香港地铁公司出资49%，首都创业出资49%，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出资2%，三方组建京港地铁

公司，承建46亿元的机电设备投资，并负责全线的运营管理、设施维护和除洞体以外的资产更新（运营期内预计还需投入100亿元）。如何确定地铁收费标准、财政补贴额度成为双方合作的核心。科学的定价建立在未来客流量的准确预测基础之上。京港地铁公司委托国际知名的客流顾问公司对4号线的收入和客流进行预测，结果是2012年2.42亿人次，2017年2.77亿人次，2032年3.27亿人次。参考这一预测结果，综合其他因素，北京市交通委与京港地铁公司于2006年4月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如果预测的结果不靠谱，将会导致PPP协议定价的不合理。事实表明，2012年的客流量就达到了3.51亿人次，提前20年突破2032年的预测值，而京港地铁2011年已经盈利，赚了2.4个亿。PPP项目的科学定价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源自市场的“阴谋”或信息不对称极有可能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损伤。

（2）沈阳水务黑幕：由香港汇津公司投资兴建的沈阳第九水厂BOT项目，约定的投资回报率为：第2-4年，18.50％；第5-14年，21％；第15-20年，11％。“购买价格和购买量都定死了，外商的投资等于没有任何风险。”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总经理张国祥说。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是合同中的直接买方。

“汇津在前5年就拿回了全部投资本金，剩下的15年就是回收利润了。”据张国祥介绍，沈阳市1996年的供水价格是平均1.40元/吨，但沈阳自来水总公司给第九水厂支付的水价是2.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