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文明冲突

　2009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No.3　2009

总第186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86　

全球视野中的文明冲突

刘长龙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部队管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明的冲突,而将国际冲突的利益本原漠然置之。对此,我们首先必须看到其理论提出的深层原因,明其所以;其次必须谨慎对待这一理论,未雨绸缪,做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　文明;冲突;对话;利益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9)03-0006-02　[收稿日期]　2008-11-18 [作者简介]刘长龙,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部队管理系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价值论、社会发展理论。

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国际冲突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不同文明间冲突的历史阶段;换言之,文明冲突将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文章发表后,各国学者纷纷发表评议,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性讨论。为回应批评,亨廷顿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 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系统阐述了“文明冲突论”:文明是独特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文明是不能融合而是要冲突的,冷战结束后,这种冲突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一

一种思想,即便缺乏逻辑和证据,但只要相信的人多了也会变成现实。亨廷顿作为职业政客,他关注的并非某一思想的客观真实度和内在逻辑性,而是这一思想能否为美国带来利益。文明冲突论无疑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即不在乎事件本身的真实,而关注人们是否相信这种真实。应该说,亨廷顿达到了预期目的,因为西方学者或政府对这一理论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亨廷顿在形势很不明朗的后冷战时期为西方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学者则做出截然相反的评议,集中代表性观点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书于1995年出版,从整体来看,这本书适合当时“中国说不”的舆论环境,是一个对美国理论“说不”的样板。其中,既有对亨廷顿在文明的基本概念和论证系统上所犯“错误”的指正———如强调“文明的融合”或肯定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矛盾仍然是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也有对亨廷顿“自视甚高”甘任“政府谋士”而导致“偏执”的人格讥讽,还有把亨廷顿担忧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结成联盟指为“臆想”“可笑”的智力嘲讽,更有对亨廷顿不能自拔于“西方中心”情结与“冷战思维模式”做出的东方文化只能是“一条死胡同”之类有中国特色的文人判决。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似为亨氏理论提供了最好注脚。他们的价值取向不是眺望未来,而只怀念过去,即把已经逝去的时代作为黄金时代,并把自己狭隘的思维和极端的思考强加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将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穆斯林和异教徒,他们所谓的穆斯林就是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这些自命的纯正伊斯兰,其余都是异教徒。

尽管亨廷顿在“9.11”后指出,这次袭击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非文明”对“文明”的进攻,因为一切恐怖主义行动都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是全世界各种文明应该共同谴责和反对的。但许多中国学者却保持了沉默,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也一再登上中国畅销书排行榜。

二

无疑,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抓住了一些事实。比如亨廷顿对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准确地说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关系的阐释和预测。他认为,这两种文明在本性上就是对立的,因不可调和而必然发生冲突。亨廷顿坦承,伊斯兰文明是基督教的世仇:7世纪—8世纪,伊斯兰由阿拉伯崛起,迅速向中东、北非、伊比利亚扩张;11世纪—13世纪,十字军东征,试图夺回中东圣地;15世纪—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并两度围攻维也纳;18世纪—20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占领大部伊斯兰地区;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逐步退出伊斯兰地区;20世纪80—90年代,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相互容忍程度急剧下降,于是冲突再起,愈演愈烈。不过,他又指出,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缺乏凝聚力,因而还难以与西方文明国家分庭抗礼,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根本性威胁。“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魔幻般地验证了他的理论,也使他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夸大乃至曲解了一些事

实。比如在他虚拟的“2010年全球战争”中,[1]认为日本将会追随中国而向美国开战,十分卖力地充当中国东方的坚固屏障,致使美国无法从太平洋方面攻入中国本土,而不得不移师中国西部的中亚地区,最后借助俄罗斯突破中国长城;比如他不愿正视中华文明是文明范式中的弱式文明,而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潜在对手,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了更为根本的挑战”。中国与美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在几乎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缺乏共同目标,因为中国与美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2]他夸大曲解事实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对于中华文明的不甚了解,即不甚了解儒家文明“治平为本”、“以仁为核”“和为贵”[3]的本质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明的精髓,也是其价值目标,实现修齐治平的根本手段即德治,即实行文明政治,而不是暴力政治;仁之核则体现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而治严之本,仁爱之核,必须通过“和”来理顺各种关系,处理各种冲突,而达融突和合之境,所以儒家讲究“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另一方面在于他对自己“文明范式”的过度自信,即过度自信自已对儒教文明的理解:权威;等级制;个人权益居于次要位置;着重一致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拥有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这种“集体主义”无疑是美国最大的政治忧虑。在亨廷顿看来,中国是大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她拥有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日益构成超级大国的基础,而不愿直面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至可笑地得出由于中国与日本有着血缘上的关系,而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必将在“后冷战”时期因为“文明范式”的一致而走到一起的结论。

三

即便不在“中国说不”的环境里,中国学者的批评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其一,文明冲突不是当代战争的主导因素,文明间的发展以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相互吸收为主流。[4]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矛盾是一定的,但矛盾并不一定发展为战争。无论是中国儒释道三教合流,还是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吸收,可为例证。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5]冲突与对抗是对交流的破坏,甚至可以导致文明的毁灭。

其二,文明冲突导致的战争,其实质仍然是利益角逐。中国学者辛旗曾写过《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中的宗教根源》一书,他指出:诸神争吵难以止息,还是那个古老主题:教义、利益、疆界。可以这样理解,“权利、信仰、社会地位、尊严、威望、文化享受等,都随文明的发展而成为利益的组成部分,但物质利益始终是最基本的利益,完全非物质利益的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即使在最典型的有纯信仰引起的冲突中,物质利益也必然起着作用。”[6]

其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确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一种危机理论,认为亨廷顿是政府“谋士”也不无道理。[7]因为其理论试图告诉西方人,他们的文明正处在其他文明越来越急迫的挤压下(他认为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激烈和最有实力的挑战者),不久,人们还将看到挤压下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广泛且剧烈的全球冲突乃至“全球战争”。他本人就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为政府分忧解难,出谋划策的。李慎之先生曾指出:“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即恐惧西方文明在“黄祸、绿祸与黑祸”(分别指东亚人、伊斯兰人和黑人)的冲击中“铺天盖地”的冲击中衰落下去。[8]

四

黎巴嫩《风帆》周刊曾以《是的,就是文明冲突》为题发表社论,回顾了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的殖民主义侵略,认为西方自视为文明和进步,将非西方国家视为落后和不文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由此产生。该文引用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论断:各民族和各文明不仅要获得显赫的地位,而且要阻止其他民族和文明获得这种地位。然后质问:“西方所作的不正是阻止别人进步,以便其自身保持文明和进步而让别人一直处于落后、受压迫、游牧状态吗?”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抗击了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但是西方又通过经济活动进行新殖民主义。之所以如此,因为西方的文明概念就是控制。

从认识角度看,除非有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段出现,不然,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美国人都愿意把“文明冲突论”当作摆布世界格局的一种方法,用文明冲突来解释战争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既可以掩盖政治压迫、经济制裁、军事寻衅等赤祼祼的侵略目的,又可以维持一超多强的现状,甚至达到独霸世界的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亨廷顿《外交》上《文明的冲突?》一文是1947年乔治・凯南在该杂志发表遏制理论之后的最好文章。

从事实层面看,自从《文明的冲突?》一文问世,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频率、干涉他国政府的力度有增无减,袭击阿富汗、轰炸南联盟、支持以色列、问难中国人权问题、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确定“邪恶轴心”国家,或多或少地都能找到“文明冲突”的影子。

2001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就恐怖袭击事件发表电视讲话:“……正如世代流传的《圣经》所言:‘尽管我行走在死亡的阴影之谷中,但我并不惧怕邪恶,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愿主保佑美利坚。”2001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作祈祷:“……我们祈祷上帝抚慰所有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希望他能保佑死去人们的灵魂,安慰我们在此的所有人,并指引我们的国家。上帝保佑美利坚。”有意无意地将上帝与真主对立起来。(下转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