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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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规模经济问题在整个经济学发展历程中都处于非常核心的地位。
关于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可以在理论上深化人们对很多行业基本属性的认识,在实践上可以直接为企业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文章对企业规模经济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希望能够通过全面的综述加深对规模经济的理解。
关键词:企业规模经济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1-052-0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也都在欣欣向荣地发展。
然而,在企业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我们很难说出究竟是小企业经营更加灵活,“船小好调头”更具有优势;还是竞争中,大企业在成本、技术、人才、管理等各个方面占有主动权。
企业究竟会不会由于扩大规模而使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从而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因此,作者将国内外学者关于规模经济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希望通过相关文献的综述,深化人们对规模经济问题的认识,为我国企业的管理者在公司规模选择的决策上提供参考意见。
一、古典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业为例阐述了分工的意义,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效率的原因,这可以说是规模经济的一种古典解释。
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会增加熟练程度、节约劳动转换的时间以及改进工具,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财富。
同时,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广狭程度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因此,如何扩大市场规模也就成了增加分工,增加财富的问题所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阐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点,他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且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
他认为,大规模的生产给事业带来的好处如此之大,以致经济生活任何部门的小经济也不能经受得住与大经济的竞争。
阿林·杨格(Arthur Young)1928年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和统计学分部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发表了题为《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的论文。
他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
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
马歇尔(Marshall,1890)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表述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在《经济学原理》中,第一次用“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的概念来说明报酬递增的现象。
他指出,企业在长期内有充足的时间调整规模,通过扩大其不动产获得新的大规模经济,在较低的成本上增加产量,进而使得报酬递增。
他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归结为外在经济和内在经济两类。
同时,他还提出追求规模经济会导致大企业的控制力和垄断,降低经营效率,导致规模报酬递减,这就是“马歇尔冲突”。
斯拉法(Sraffa)于1925年发表了《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长篇论文,1926年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
在这两篇论文中,斯拉法指出,每一类规模收益都是出自很不相同的经济现象,递增的收益来自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而它们又都与市场扩大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相联系;递减的报酬是由于土地可获得性有限,这是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租金理论的基础。
他还在自己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中讨论了多种商品的联合生产及其意义。
二、近代外国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根据贝恩(Bain,1959)的说法:对规模经济是否存在的问题有两种派别,即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
以康芒斯(Commons)、熊彼特(Schumpeter)等为代表的英国学派认为规模经济与厂商规模有关,尤其与大型多工厂
的厂商有关。
他们认为,仅仅大厂商和集中性产业的存在就表明了规模经济的存在。
从效率观点来看,此学派建议公共政策应促进兼并和保护大厂商。
美国学派的代表为奈特(Knight)和西蒙斯(Simons),他们认为小厂商也能够利用规模经济,不存在真实的或货币的规模经济。
舒马赫(Schumacher)则宣称小的是美好的。
(二)规模经济的测度的讨论
规模经济的度量问题起因于美国学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他最早发现了索洛剩余法来度量技术进步。
他承认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但认为规模经济不可能从全要素增长率中分离出来,因此他考察技术进步贡献方法的基本假设就是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
他在研究中采用的生产函数以资本、劳动同质为前提,并假设劳动和资本的可替代性、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
施蒂格勒(Stigler,1958)提出了生存技术法(Survivor Technique),来测定企业的规模或效率问题。
他认为,在一个产业中,如果企业拥有相同的资源,处于相同的环境,则最佳规模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能力最强、发展最快。
因此,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可确定最佳规模。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为提高生存能力,要通过规模调整,提高经济收益。
故有条件的企业向最佳规模靠近,使这一组的产量比重上升。
对于生存技术法,在下文的测度方法中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科曼诺(Comanor)和威尔逊(Wilson)提出了MES(最小有效规模)方法,用来测定起进入壁垒作用的规模经济。
主要度量办法是看占整个行业产出一半的最大厂家的平均规模与相应市场的总产出之比。
(三)关于企业规模的确定
科斯(Coase,1937)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规模。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协调成本会增加。
企业通常倾向于扩张规模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一笔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这样企业规模就达到了最佳点。
其中,一家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是由该企业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要素的能力决定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发表的《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从市场的效率角度论述企业规模经济的问题。
他认为资本市场有资金的流量调节和提供奖惩激励两项功能。
大企业对这两项功能都实行了内部化,而且其效果可以比市场更好。
同时,企业规模庞大和经营上的过度多样化有可能最终导致不经济,于是某些大型公司会进行自愿性的股权处理来调整规模。
最终,企业规模逐渐达到动态的平衡,不需要过多的公共政策对企业的规模进行管制。
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85)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跨国公司的性质,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详细分析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
卡森利用“信息”统称技术、管理技能等知识产品。
他认为,交换知识产品所有权导致了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知识的内部化可以促进跨国公司增长和盈利,可导致企业规模扩大。
(四)其它对规模经济的探讨
派恩(Pine,1993)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竞争形势的转变,企业的竞争战略将逐步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从而实现能同时兼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集成经济。
他在《21世纪企业竞争前沿:大规模定制模式下的敏捷产品开发》中写道:大规模定制模式是对定制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个别的大规模生产。
大规模定制是企业经营中新的必然趋势,它能在不牺牲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下,了解并满足单个客户的需求。
钱德勒(Chandler,1999)在《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提出,“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
”实践表明,对于同一种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的规模不同,年均成本水平和收益水平也不同。
企业从较小的规模开始,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规模,企业的经济收益会相应增加。
但是,在规模扩大的不同阶段,企业收益增加幅度不尽相同。
因此,企业能否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进一步发展,以及有效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非常重要。
(五)针对具体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的分析
Alhadaff(1954)研究了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主要研究方法是将单位成本与银行规模放在一起进行研究,
分析了1938-1953年加利福尼亚州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
他是最早把银行按存款规模分为不同组别研究的学者。
Benston(1965)和Bell(1968)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多元回归法对每一项银行产出的成本进行了仔细分析,得出的规模经济估计值都在0.93-0.95之间,这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存在规模经济。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很有开创性的尝试。
Baumol(1982)假定成本的增减比例与产出的规模以及构成有关,并且运用规模弹性(scale-1asticity)系数来衡量经济体规模经济性。
Benston、Hanweck和Humphrey(1982)在Baumol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于1982年首次使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 Cost Function)对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回归分析。
这种函数将多产品企业的联合生产纳入了考虑范畴,同时兼顾了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和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因变量的影响。
这种方法的自变量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并且容易进行统计,在此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我国学者对规模经济问题的最新探讨
徐传湛、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1994-2000年的经营情况的实证分析,估算出了各大银行的成本-规模弹性。
他们指出: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不良贷款沉淀以及放款上的所有制偏好等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影响我国金融机构成本-规模弹性的重要因素,而隐藏于它们背后的产权制度安排上的缺陷、金融领域的长期垄断,以及民营银行的“国民待遇”等问题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杜莉、王峰、齐树天(2003)利用中国商业银行1994-1999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的运营存在着规模经济的现象。
其中,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的程度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
同时还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银行内部管理、金融创新及市场结构等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并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进一步改革中的政策建议。
刘宗华(2004)采用广义超越对数成本函数计算了中国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1994-2001年的成本函数,并且估计出了各自的规模经济。
他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轻微的规模不经济;国有商业银行在其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上具有规模经济,在投资上具有规模不经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情况则正好与国有商业银行相反。
他对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分析更为细致和具体。
四、对研究综述的评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规模经济问题的理论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分行业、从整体上研究规模经济的存在、测度等问题;二是研究非常具体的行业(如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存在性的问题,但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
截止到目前,关于企业规模经济的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阶段,这说明这一题目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有研究价值。
我们可以借鉴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并借鉴已有规模经济问题的经验,对我国企业发展的规模经济问题进行更多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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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戴骥,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44,葛琼,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200444)(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