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居正人生沉浮看改革之艰

从张居正人生沉浮看改革之艰（深度好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变法，亦有许多伟大的改革家。很多变法就是以改革家名字命名的，如李悝、商鞅，如王安石、张居正……因此，改革家的人生沉浮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今天推送一篇文章，让我们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人生沉浮中看他遇到的改革难题，看他的得失成败，体会改革者的心态，做当下改革的同路人。

张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最终也只是成为明王朝灭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为了革除弊政、再造中兴，他毅然以一身担天下之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公忠体国、呕心沥血，综核名实、事必躬亲，终于积劳成疾，五十八岁的年纪溘然长逝。

谁曾想，身体尚留余温，清算已然来临。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不仅有他本人及其家族势力，更有他为之拼上身家性命的新政改革，以及念念不忘的大明王朝。他所寄予厚望的万历皇帝非但没有成长为明君圣主，反而成了灭亡明朝的罪魁。“明之亡，实在万历”，史家自有定论。历来改革家身后所遭厄运，沉痛未有如居正者，这是人生的大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皇帝的猜忌

万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明显不同是，居正名义上要落实明代开国以来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他自己恰是违反“祖制”最严重的一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自行掌控政府，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被剥夺了，君主专制自此名副其实。内阁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常情况下，君主强势，内阁辅臣充其量就当个跟班。机缘时运，居正辅佐的是一个十岁孩童。作为首辅，他虽有宰相实权，却并不合乎“祖制”，更无宰相之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无权直接向六部下达政令，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议，也就是“票拟”，待皇帝同意后再传达给六部，这道程序必不可少。但事实上，居正不仅实际上取得了原本只有宰相才能享有的部分权力，成为真宰相，某种程度上并且成为“假皇帝”。

明清时期，君主独断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皇帝对于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颇为反感的。乾隆就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这足可代表明清帝王的心理。居正素有恢弘宇内、澄清天下之志，而今总揽朝政，一切举措皆出自其手，皇帝反居无为之地。十余岁的小皇帝或许会感激他，但成年之后必定感到后怕、担忧，甚至心生猜忌。万历皇帝明知道自己才是居正的主人，但在无法实际支配政权的时候又必须受制于人，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必须博取好感。这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为后来万历皇帝对于居正生前身后态度的反复种下了祸根。

同僚的误解

居正一生比较受人诟病的是，堂堂朝廷大臣竟与内廷太监沆瀣一气，玩弄阴谋诡计扳倒恩师高拱不说，还处处袒护这帮阉竖，实在令人不齿。对此，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能够推行万历新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你们是洁身自好，不愿与阉竖为伍，但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居正在处置朝中政务前，必须向皇帝奏请批准，皇帝年幼，李太后秉政，他作为外臣不便经常出入后宫，只能寻找内廷宦官作为连接他与太后、皇帝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万历皇帝的“大伴”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是一个在宫廷呆了许多年的老太监，当然具有太监的本性，贪婪刻薄，心狠手辣，毕竟他们不是正常人。但相对于其他太监，冯保应当算是稍微有些政治识见的，在新政问题上，他总体上都能配合居正，也有为明王朝再造中兴的愿望，这一点最是难能可贵。居正是务实干练深通权谋的政治家，绝非迂腐不通世故的书呆子。居正的意思，既然必须用到内廷，与其用一个只知敛财供皇帝取乐的奴才，远不如让一个稍微懂点政治的冯保来主持内廷事务。

从实际效果看，居正敷衍、迁就、拉拢冯保的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在其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有效保障了新政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或许正因冯保与居正的关系，万历在着手清算居正前，先行问了冯保的罪，可见，万历也视二人为一体。但这些良苦用心，同僚们又怎能理解？

士林的攻讦

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空谈流弊逐渐显现，不务实学而好使气，拘执意气之争而不通事理，恰恰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覆辙。顾炎武指斥最深，“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

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清流空谈误国，必然一事无成，居正引为深恨，故而于万历三年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毁书院、禁讲学，钳制舆论，居正因此得罪了读书人。

心学思想家何心隐驳斥居正禁止讲学的政策，并准备上书与他辩论，但湖北巡抚帮了居正的忙，把何心隐杖毙于武昌，只不知这是出于居正的授意，还是下属体会首辅的难处，自己拿了主意。实在地讲，居正此举有他的考量。俗语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举措一件一件出台，必然触动多方利益，儒生们不识大体、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务，妄生非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居正则急切于看到实际效果，容不得对新政有过多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诚如熊十力所言，居正“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居正自己也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这便是阳明“人须在事上磨”的意思。

天下人的指责

“夺情”事件就像一次预演，暗示着居正命运的结局。万历五年，居正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死了，按礼法，居正该“丁忧”守制，但他内心竟然不愿守丧，他心中所忧虑的还是朝廷，如他离开中枢，这刚开启的万历新政恐怕有始无终、难以为继。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场双簧戏，应允皇帝“夺情”的旨意，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为先，朝廷历来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当朝首辅居然不守父丧，还算是人吗？还配当首辅吗？实则上书反对“夺情”的言官，多是真心为居正着想的人，包括他的门生、同乡和挚友，他们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夺情”，那么全天下人就会诋毁他贪恋权位，不顾礼仪廉耻，那时他该如何自处？但居正是铁了心的，不管这些，门生同乡的反对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对夺情而遭处罚的五个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认的品质高洁的君子，无一人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有什么瓜葛，更没有人受到指使，他们反对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扼杀新政，而是真心为居正考虑。这其中的纠结，真是让人感慨万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夺情”事件是居正胜利了，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永远也洗刷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