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

法国年鉴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评价
李铁/张绪山
2012-2-1 11:18:22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5年01期第31～35页内容提要：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今西方史坛上的主流学派之一。

自本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育成长，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新颖独到的史学理论，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它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的崇高地位。

年鉴学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20世纪初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观念的变革，都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年鉴学派的原则是“总体史观”。

研究对象广泛，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综合了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把历史研究从政治、军事、外交史，扩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所不包广泛的研究范围中去，开拓了历史研究新领域。

一
1929年1月，法国青年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尔克·布洛克等人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了《社会·经济·历史年鉴》。

《年鉴》杂志的诞生标志着年鉴学派的产生。

实际上，年鉴学派的理论早在1929年《年鉴》杂志创立前即已形成，因为在此之前，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相当一部分作品。

费弗尔出版了三篇名著：《腓力二世与法朗士——孔德：政治、宗教、社会史》（1911年）、《大地与人类的进化：地理历史导论》（1922年）、《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928年）；布洛克的著作有：《法兰西岛》（1913年）、《国王与农奴》（1920年）、《卡佩诸王的魔法疗术》（1924年）和《致力于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1928年）。

这些著作的思想为年鉴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社会·经济·历史年鉴》创刊号卷首的《致读者》一文中，费弗尔和布洛克写道：“目前，历史学家们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方法已经陈旧不堪。

同时，从事社会学、现代经济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但是两个领域的学者互不理解，
不相交流，且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之间，存在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

虽然人们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业，耕耘于自己的庭院之中，如果关心一下自己的邻里，岂不美哉！但终为高墙所阻。

我们为之疾呼，目的在于防止这种分割的危险。

”①因此，年鉴学派的创立者们倡导改变传统的历史研究以文献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主张开阔历史学家的视野，打破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互相对立的局面，提倡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和学科间的协作。

这种主张是年鉴学派以后几十年一贯坚持的方向。

年鉴学派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20世纪初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观念的变革，都为年鉴学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0世纪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西方国家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彻底摧毁了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

对于人生价值的怀疑，人生信念的丧失，导致了对人生哲学的改变和世界的重新认识。

法国历史学家西蒙哀叹，1914年的炮声，使人们对现时所抱的信念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

在此形势下，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战争根源的研究，不限于研究各国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协商过程，而且研究各种力量，如经济条件，工业家、银行家的干预，各界舆论、教会、工会学会以及报刊杂志的作用②。

资本主义工业在20世纪初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战争、动荡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出现的全面经济危机，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了一种恐惧心理。

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注意经济方面的研究。

时人声称“经济历史，我们时代的统一的人文科学，产生于1929年和1930年初，即世界范围痛苦的危机之中。

”③
在法国，自19世纪末叶以来，由于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而产生的普遍失望情绪，巴黎公社起义所标志的下层人民的觉醒，第三共和国的动荡不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入下层阶级，这一切汇合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引起
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作为一个主要参战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它带来的巨大创伤和经济衰退，以及战争造成的恐怖心理，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科学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冲击着法国社会。

生物医学家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贝克雷尔发现了铀及铀的特性，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法国自然科学研究进入了世界的前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继承了康德、休谟的基本精神，经历了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一直到波普的证伪主义，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模式，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与另一大哲学思潮——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思潮进行着相互撞击和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艺术上的新浪潮叠起，绘画上的印象主义，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均以法国为中心。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法国当时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打下鲜明的时代烙印。

19世纪是所谓科学历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它由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冯·兰克创立。

兰克实证主义史学首先强调，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的根本任务，即“仅仅希望说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兰克在他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说：“人们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对过去作出判断，以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

可是，我这里只打算做一件事——这就是完全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相。

”因此，兰克认为哲学理论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毫无必要的。

其次，兰克史学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本身就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观点的产物。

历史学家的心理天赋和个性往往对于撰写历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的所谓科学性就在于对史料的证伪和批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

第三，兰克史学确定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同时又把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放在政治史、外交史和历史事件上，认为只有外交信件才是最真实可信的，因此，它在强调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注重叙述事件，而忽视了历史的其他内容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

第四，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学孤立于其他人文科
学，强调历史学是基于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科学。

历史学家的天地局限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历史学趋于狭隘化、微观化。

兰克史学夸大和歪曲考证方法引起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只承认简单的因果关系，把年代的先后和因果关系等同起来，把历史解释简单地归结为确定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第二，由于强调政治史和外交史，所以这种史学仅仅是一种记事史。

兰克的史学研究模式狭隘地集中政治历史，脱离广泛的社会环境，只关注于欧洲政府间的外交事务，严重地依赖于政府的文献，忽视其他的资料来源。

它不仅代表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所追求的大世界主义的历史方法，而且也反映出19世纪初普鲁士大一统的政治、社会和理性观念。

当西方世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巨大变化时，高度技术化社会所产生的新的政治目的和新的社会理性观念，以及在政治上被埋没的阶级和大众走向历史舞台，使19世纪的史学研究方法已经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

因此，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批判。

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史学家李凯尔特把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强调自然科学是为了发现规律，而历史科学不过是对历史事实作出评价和价值判断。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则把历史与当代联系起来，否认历史只是为了说明过去。

他认为，如果当代的历史直接来自生活，那么非当代历史也是如此④。

因此，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但克罗齐并没有摆脱文献是研究历史唯一源泉的实证主义考证方式。

美国相对主义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比尔德和贝克尔认为，历史仅仅是相对的，往往具有相对的价值。

贝克尔认为，史学家不可能展现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展现出来的事实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历史研究对人类的进步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他否定了历史科学的价值。

19世纪后半叶，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在法国也发展起来。

1876年，法国历史学家摩诺德和费涅兹创办了《法国史学评论杂志》。

他们在
主编该杂志36年里，只刊登史科考证文章，决不涉及历史哲学或其他历史理论问题。

19世纪后半期，法国历史学家朗格罗瓦和瑟诺博斯于1898年合著《史学方法研究引论》，专门研究史学方法问题，阐述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对法国史学界影响极大。

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思想界出现了强烈的反实证主义运动，人们开始怀疑学术的构成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观念，开始把人类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结构、认识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重新解释理性科学、真理的定义，力图把哲学和各种人文科学统一起来。

反映在历史学领域中，法国史学家拉孔布站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点上，严厉地批判传统的历史学。

他认为，科学的意义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人的心理，要用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社会现象，但是，他仍主张历史事实的编年顺序，没有摆脱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史学家芒托坚持要在传统史学的范围内确立新史学的性质。

最后，法国“历史综合”学派的创始人亨利·贝尔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史学。

所谓新史学就是历史的综合。

贝尔批判了传统史学的经验历史和事件历史，主张研究历史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论，应以解释历史为课题，并要求历史学综合各学科的方法，探讨人类进化的问题。

在新的大变动时代，传统史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传统史学的危机，孕育着新的史学的兴起。

二
20世纪初，西方史学被一种理论上无所适从的悲观气氛所笼罩，但是，年鉴史学派却异军突起。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等人综合各家学说，为自己提出了新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以往的历史学依赖于对史料的评论，注重于个别事实和现实的描述；现今史学的任务是揭示事实和现象之间的实质和本质的联系。

1929年《社会·经济·历史年鉴》的创立，标志着年鉴学派在西方史坛上独树一帜的开始。

年鉴学派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费弗尔和布洛克阶段
（1929～1946年），其主要特征是从“文献历史”和“事件历史”向“问题历史”转变，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把社会科学各领域纳入历史科学的范畴，倡导“总体历史”思想原则，并运用比较研究手段，对经济、社会和大众心理状态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是布鲁戴尔阶段（1946～1969年），其特点是布鲁戴尔在理论上阐述了“总体历史”原则。

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长时段——地理历史、局势——社会经济史和短时段——历史事件。

他认为地理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局势说明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层次，事件仅是人类历史的表层旋涡。

第三阶段是新史学阶段（1969～今），年鉴史学向局部历史、微观历史转变，注重数量分析方法，开辟了以精神状态史为主的深层历史学。

费弗尔说过：“历史学像诗一样，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人的产物”。

年鉴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于时代观念的更新，具体体现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与手段中。

各代年鉴史学家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在思想、方法、手段上都适时地进行自我调整、更新，使年鉴学派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年鉴学派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方许多史学史和史学研究著作都对其做过专门的介绍，如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海格斯特的《论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托波尔斯基的《历史研究方法》、斯图亚诺维奇的《法国历史方法》、穆克列南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方法论》等，都以专篇对年鉴学派进行介绍和评论。

英、美、苏、日、波兰以及我国的许多杂志，都有大量专文评价和介绍年鉴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著作。

年鉴学派第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综合方法上，费弗尔、布洛克注重经济学、社会学方法；布鲁戴尔阶段则注重地理学、人口学、数量经济学；第三代则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途径，综合了结构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精神状态学等等。

虽然三代史学家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体现出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的不同风貌，但他们始终贯彻着费弗尔、布洛克所
提出的原则——总体史观，不限于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对象更加广泛，研究方法综合了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这种连续一贯的思想原则是年鉴学派几代史学家倡导的学风，也是年鉴学派生气勃勃的原因所在。

年鉴学派的良好学风还体现在尊重历史，注重对历史文献、历史遗物、历史习俗和现存的所有历史残迹的研究和考察。

这使法国史学不同于缺少大量历史证据的思辨的历史哲学。

从布洛克尊重农业实践，布鲁戴尔对于地中海沿岸的资料搜集，一直到第三代史学家发掘教堂遗嘱、法庭档案、市政厅文献等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无不表现出年鉴史学家十分尊重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的著作不失于空论，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他们蔑视汤因比的历史观是“建立在第三手资料的糊涂帐上”。

年鉴学派的研究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把历史研究从政治、军事、外交史扩展到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研究范围中去。

历史研究不再是限于朝代的更替、帝王的变迁、战争和政治制度的沿革等狭小圈子。

物价、工资、人口、婚姻、家庭、死亡、宗教、爱情、巫术、神话、权力等，都成为年鉴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他们开辟深层历史学的研究，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再现历史，使历史不单是表现自然、社会，而是表现人的内心活动，使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现实融为一体。

年鉴学派史学家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坚持从众多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推动了法国当代文化史的发展，并始受到西方史学界的重视。

但是，年鉴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论也不无欠缺之处。

尽管近年来年鉴史学家通过数量方法，使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数量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对精神状态诸要素进行结构统计分析、计算机处理等等，但历史学是否像某些年鉴史学家所夸大的那样仅仅是数量史，仍然是个疑问。

注重数量方法，排斥非数量方法，可以引起两种后果：
第一，统计方法趋于强调结构的重复性和非变化过程，历史的变化容易被忽
视或很难通过定性的描述来说明。

第二，在逻辑分析过程中，历史学家成为统计数据的收集者。

而数量方面仍面临着几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数量方法以充分的历史资料为基础，没有历史材料就无法进行统计分析。

在人类历史中，真正能满足历史家需求的充足的历史资料，不过是近代或当代，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时期资料贫乏，限制了数量方法的使用范围；其次，数学符号不能代替语言描述和解释，历史学不能仅是一堆数字和公式的组合，对于历史规律的描述必须用定性方式，所以，数量方法仅仅是历史研究的手段之一；再者，数量方法适用于结构分析，但结构分析本身仍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结构内部的动态平衡、结构转换用数量方法是很难表示的；最后，人类科学的发展是否能把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全部转化为自然科学研究过程，这关系到对于人的意识过程能否完全用计算机手段进行模拟，也关系到是否能揭示人的意识过程、精神现象、心理过程的内在关系。

年鉴派史学家认为“数量历史能够在将来计量现在无法计量的事物，可以打开了解人类行为基础的大门，并揭示人类行为的动机。

”⑤这种看法显然过分乐观。

仅从现在看，数量方法是不能完全取代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方法的。

另一年鉴派史学家勒高夫就已经承认，“文献爆炸部分地反映出历史学关心所有的人的愿望，但新史学不应勉强要计算机去计算无法计算的东西或忽视不可计量的素材，不应单靠计算机去编制历史或重温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旧梦，让文献客观地制造历史，自己却袖手旁观。

”⑥数量分析的局限使年鉴史学家只是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的研究有所突破，对古代、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和当代史的研究进展甚小，原因在于古代、中世纪早期所遗留的历史资料太少，新方法难以渗透到其中的研究中去，所以不得不采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当代史资料过于庞杂，且受现在的社会观念、政治观点的影响，历史学家本身不能不受干扰，所以年鉴派史学家认为，“当代史的问题应由后代人来解决”。

年鉴派史学家的目的是对过去做出解释。

年鉴学派的历史理论重结构、轻规律。

布鲁戴尔的三层次历史观具有典型意
义。

他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长时段、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

虽然布鲁戴尔否认自己的地理历史论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在他的地理历史论中，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的直接作用是明显的。

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章中，他所论述的地理历史仅仅涉及到人口迁移、农业生产类型等，这种地理历史的意义显然有些过于狭隘。

人类在空间上的分布、运动变化以及地理历史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远不止于这些。

如匈奴西迁、阿拉伯人对地中海的封锁、新航路的开辟，都有巨大的相应后果。

布鲁戴尔既忽视自然历史之间相互运动、变化的关系，也同样忽视人类的社会历史与历史事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即如何解释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事件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使历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后改变了历史本身。

布鲁戴尔虽然确定了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层次历史的构架，并依次说明其重要性，但并未从历史规律的角度去探索、认识这三种历时性要素在地中海整体的共时性结构中的相互变化的关系。

对政治事件的作用，第三代年鉴史学家有恢复其声誉的迹象。

勒高夫声称：“排斥政治史不再是一项信条，因为政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新史学不能对政治置之不理。

同样，建立在崭新基础上的历史事件也恢复了名誉。

”⑦第三代史学家开始对政治事件进行探讨、研究，但对年鉴史学家来说，政治史和历史事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到汤因比，都试图去发现和揭示历史的内在规律。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观念复归的异化过程；韦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从多元化的因果规律上去揭示西方文明历史的本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文明社会的兴衰过程；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通过文明之间挑战与应战的发展过程，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文明社会的兴衰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但是，在理
论上摇摆于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批判考证方法之间的年鉴历史学派，一再表示不感兴趣于历史决定论即所谓历史的内在规律。

如果说“总体史观”代表着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那么“总体史观”本身在共时性结构方面的局限性则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

首先，由于注重结构，轻视历时性过程，忽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转换关系，因此它不可能从人类社会自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到当代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次，过分地偏重于研究手段、方法，放弃了理性思辨。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德国历史学家的区别。

尽管兰克史学强调实证方法，但德国人重视思辨的传统是人所共知的。

理论是否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反映能否把握住规律并对其进行解释的理论能力的问题。

年鉴学派的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手段、方法。

第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对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去发现规律，并预测人类的未来，这就是“历史为当代服务”的一个重要意义。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异化过程中试图证明普鲁士王国的兴起；汤因比在否定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二十五个文明之后，预示基督教文明的最后胜利；韦伯从古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人类社会不同社会阶段的更替，证明阶级社会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最终实现。

但年鉴学派史学家却很少做出这样的解释和预见。

他们回避理论体系，不喜欢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式，避免在史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寻求理性的思辨过程。

勒高夫说，“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科学今后能够更好地避开历史哲学的诱惑，抛弃以天命自居的吸引，更好地向人类亲身经历的历史看齐。

”因此，年鉴史学家不由自由地偏近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不同的是年鉴学派在史料的范围上，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上，其着眼点区别于实证主义。

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最后仍徘徊在再现历史和问题历史之间。

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将是如何呢？勒高夫认为，“历史学或许会进一步包围其他人文科学，加以吸收，发展成无所不包和贯古通今的人文科学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