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

新世纪底层文学初探

2004年以来，“底层文学”逐渐成为文艺界关注的一个中心。“底层文学”是在新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也是“人民文艺”或文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发展。随着“弱势群体”、“失业下岗”、“三农问题”、“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等新名词的陆续涌现，社会分层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底层”问题逐渐升温。许多拥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纷纷视点下移，关注底层，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底层人物生存境遇的优秀作品。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随着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的加速，底层文学叙事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近几年来，学界有关“底层文学”的论述综观其脉络，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⑴“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⑵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⑶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⑷“底层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前景

一、“底层”及“底层文学”的概念梳理

要界定何谓“底层文学”，首先必须澄清何谓“底层”。“底层”一词源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但“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

”在国内，批评家蔡翔发表于1995 年的散文《底层》是最早在今天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用“底层”一词来指代城市社会的最下层，并充满感情地说：“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

始。”“底层”问题在国内兴起后，众多学者试图从学术角度对其概念予以界定。南帆认为，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对其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学者刘旭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为工人和农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底层”一词的出现，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王晓华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明了，他将政治经济学观点与文化视野结合起来，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⑴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⑵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⑶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可谓众声喧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诸多表述中或多或少地瞥见“底层”概念界定中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如“被压抑的阶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沉默的大多数”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并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即

“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

二、有关“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

当前关于底层文学的“表述”之争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底层究竟能否进行自我表述？

王莉、张延松在《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一文中，将“底层文学”作家分为两种：“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这一看法不言自明地肯定了“底层可以进行自我表述”这一命题，但却被更多的质疑之声所淹没。刘旭认为，从历史来看，底层无论是表面上处于高位还是社会底部，都是没有话语能力，被言说的群体，在现代化理论中，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毛丹武进一步指出：“知识者的表述究竟是不是底层经验要由底层来确认，但底层不能自我认知，它的判断不能不受主导意识形态的污染，所以连它的自我确认都很可疑。”

（二）知识者能否为底层代言？

对这一问题，学界歧义也颇多。南帆认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沉默的底层最需要被表述。

”这是一种肯定的说法，但大多数学者则对知识分子“代言”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某种不信任，饶翔认为，“如果底层写作是以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进行，那么如何能完全抹去创作主体的主观色彩，如何能证明它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遭际？因为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即使那些貌似最客观的写实作品也是透过了作者的眼睛和心灵。”刘旭的看法则更深一层，在他看来，在“代言”的知识分子笔下，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 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刘旭的这一表述显然不无偏颇，但也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众所周知，事实上任何表述在它被表达出的那一刻起，便已永远偏离了自身。

（三）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

知识者如何表述底层，亦即“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当前底层文学研究中的最大热点。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学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蔡翔指出，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最重要的前提是“怎么样重新走进人民”。他同时还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要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王晓华也认为，只有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要完成这个根本性位移，文学家首先应该否定知识分子

/底层的二分法，站在人人平等的立场上关照和表现底层。刘旭则认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 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三、关于“底层文学”的误区反思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勃兴，对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刻思考与追问，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在文学创作的大氛围中，同其他题材作品相比，当前的底层文学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首先突出表现在许多反映底层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趣味有时并不能贴近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学者丁智才认为，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清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明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从而彻头彻尾地跌入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当前底层文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误区，在最近几年的创作（尤其是小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那就是“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致。甚至在小说叙事和场景描写中出现了一种‘快意苦难’的倾向。”正如批评家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