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_以宋孝宗_韩侂胄为例

收稿日期:2005-03-11

作者简介: 1.朱丹琼(1976—),女,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2002级博士研究生;

2.范立舟(1962—),男,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

——以宋孝宗、韩亻广

乇胄为例朱丹琼1,范立舟2

(1.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2.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南宋政权面对外部压力,保证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是统治者具体而又实在的统治目的。在追求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南宋政权显现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这种基本性格既制约了宋孝宗“内修政理”的

努力,也妨碍了韩亻广乇胄“恢复故疆”的进取意图的实现。

关键词:南宋;政治思想;治国理念

中图分类号:K 24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 (2005)02-0096-06

一

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南宋士大夫多有“恢复”情结。然终不能“恢复”者,一困于岁币之输,竭其财赋,重敛于民;二蹙于豪族恣横,与国争

税;三穷于纸币泛滥,通货膨胀,民穷用绌¹。所以,尽管刘子健判定“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

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1],然而,南

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无助于消解其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与军事压力。从政治上来看,南宋政权是在强烈的外在军事冲击的背景下而形成的偏安东南一隅的特殊形态,其社会特性在错综复杂的军事压力与内部困境中亦必然地带有某种特殊的品格。面对外患的压力,保证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是统治者具体而又实在的统治目的,“建立和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以及统治者的最高主权,在这些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这种政权的建立本身就可能成为主要目标,在另一些时期,这种政权的

维持成为一个重要目标”[2](P.146)

。

在军事背景下的政权,显然要把军事当作政治目标的重要部分甚至是核心。军事问题的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方向。而军事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种种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革思想的贯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改善军事处境,减缓

外界的军事压力。在这些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面前,提倡事功的功利主义思想显然是当时局势最为需要的思想体系,而那些哲理和道德的概念显然会在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面前显得幼稚和不切实用º。在军事压力下建立的南宋政权必然会具有这样的特征:(1)集团化的性格。由于面对着军事压

¹

参见陈登原《中国文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523-528页。又,程兆奇《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载《史林》,2001年第3期)也指出“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原因无非是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由此亦导致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无论是北宋君臣的盲目联金灭辽,抑或是南宋君臣执意联蒙灭金,其心理原因均在于“恢复”和“复仇”情结。而全汉日升经典性的研究《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则对于南宋中后期的楮价损折、民生憔悴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是研究南宋政治与经济史的必不可缺的知识背景。

º当然,南宋理学在追求体认“天理”的过程中,建构起道德自觉的理想人格,体现出不为外在压力所动的坚韧的精神和注重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文化性格,这对于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强大、剔除社会弊病的南宋社会来说,也正好是内在的安慰和对外来压力的缓冲。有见于是,我们方可明晓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的迅速扩展和理、度两朝理学在经典学术与意识形态两方面主导地位的确立。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0年;范立舟《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田浩(Hoyt Cleverlan d T illman )《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Journ al of Ch ina Un ivers ity of M ining &Tech nology(Social S cien ces)

2005年6月

力,军事问题即外患问题的解决成为贯穿南宋政府政治的主线。无论谁当权,都要直接面对和要妥善解决这一政治问题,甚至这一问题的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决定了当权者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得失。南宋政权由于没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来直接消除外患,就必然会衍生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守派的情况稍嫌复杂一些,必须具体情形具体对待)两个政治派别。主战派自然是要求改革,激活南宋社会内部的资源和能量来抵御外来的侵犯,解除外患,收复失地。而主和派则过于强调南宋的弱势,弱化反击成功的可能性,极力逃避由于战争所能带来的风险,从而保证政权的相对稳定。由于对政治与军事问题而形成了两个不同政见(政治思想与主张)的政治派别,而两个政治派别为更好地贯彻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就必然要夺取绝对的权力和地位来保证自己理念的绝对优先权,这就催生了集政治理念与政治利益于一体的政治集团的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不断地斗争着、消耗着,在损耗对方政治资源与能量的同时,也损耗着南宋政权与社会内部的各种资源与能量¹。(2)文官政治的必然抉择。文官政治,是理解两宋政治文化的入手处,“文”与“官”的结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浸润着宋代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文人入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有文化的官僚阶层,模铸了一代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文官治国是宋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项战略性国策,即“祖宗家法”。南宋初年略有改变,立即遭遇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弹,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削兵权的动议º。“祖宗家法”给予了文官优越的地位与心理优势,赋予文官猜忌武将的权力,武将若构成对“祖宗家法”的挑战,文官们就会当仁不让地站出来,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削夺武将的权力。这种政治权力分配原则决定了南宋王朝只能采取守势。守成,是宋朝帝王的心态,惟南宋孝宗登基后思有所作为,但年老后亦颇为不振。这种强化内部控制的用人制度又必然会产生完善的选拔人才机制的要求。故而科举制度较北宋以来更为精致。(3)科举制度在南宋的政治功能。由于面对困难重重的政治与军事环境,南宋政府需要依靠科举的方式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和吸收有用之才,为政治统治筑起更为宽厚的基础,提供更多和更为全面的统治思想。同时,由于军事压力造成的南宋社会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它的阶级差别和社会层次的壁垒也不是很稳定。门第族望的观念更为消解,下层知识分子利用科举这一途径跻身上层的可能性空

前增大,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下层人士读书做官的热情。据统计,到南宋中期,如果把全国准备应举的读书人都统计在内,人数可能接近百万,至于受科举之风影响而读过书的人就更多了[3]。科举的繁盛又造就了南宋社会的第四种特性。(4)下层士人政治意识和参与热情的高涨。影响南宋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三学参政与“济王之变”,均可从这一方面获得合理的解释。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官僚士大夫不断谋求拯救危机的各种方案,而在如何扶危拯弱的各种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又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派别。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着忧患意识,以屈辱的和议为代价换来的和平与稳定是如此的脆弱,使士大夫中存在着强烈的压抑感。这种忧患意识和压抑感,就是激发当时各阶层人士深入思考政治、社会、经济诸层面问题的最为直接的动力,亦未尝不是南宋理学试图从心性和伦理层面一揽子解决各种问题的动力。各种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设想、策略、观点、建议、意见纠缠在一起,发生着接触、论争、撞击、吸收、融合,使得南宋的思想学术空前活跃,同时也推进了政治思想的活跃。

二

孝宗名

,太祖季子德芳之六世孙。高宗无嗣,

绍兴二年(1132),选立为嗣君。至绍兴三十二年

97

2005年第2期 朱丹琼,范立舟: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 ¹º

据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1986年第3期)归纳,南宋初文官提出的削夺武将兵权的方案,大致有:1.廖刚、胡寅主张的“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参见《斐然集》卷十六《上皇帝万言书》,《高峰文集》卷一《除吏部郎官上殿札子》。2.赵鼎等建议恢复三衙旧制,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三衙废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七。3.陈公辅强烈要求钳制武将势力,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零八,绍兴七年正月癸卯条。4.李弥逊、刘长源坚持的以文制武旧法,参见《筠溪集》卷一《东南募兵画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五,绍兴五年十一月辛未条。5.韩肖胄、周南仲拟议设置总帅的方案,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癸卯条,卷一百二十六,绍兴九年二月。6.汪藻、陈规、张守、王庶、张戒先后提出并得到高宗认同的抚循偏裨,削弱方面将领的设想,参见《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三,《毗陵集》卷一《应诏论事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八,绍兴八年三月甲辰条,卷一百二十,绍兴八年六月乙亥条。

李家骥《南宋和战与党争商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1年第1期)对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划分标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沈松勤《论南宋相党》(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则对南宋以宰相为核心的党争问题作了全面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