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缪则皓

一、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共和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革命，不论对于当时还是后来的中国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中国政治面貌的剧变，并且在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刻下了永久的印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共和新纪元，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进行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探索。

1911年的武昌起义彻底撼动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晚清社会。在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辛亥革命迎来了振奋人心的时刻：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实践，是由专制过渡到共和的探索与尝试。

1 月 28 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基本确立了。它肩负起领导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对孙中山曾作过如是赞誉：“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页。）

“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8页。）在“道统”与“君统”主导民众思想的中国传统社会，西学中的“民主”、“共和”等概念对于国人而言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辛亥革命以激烈的武装运动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自此，“共和”理念在中国大地上有了第一次宝贵的实践。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是一场未竟的革命。姑且不论其成败，单单是革命本身的崇高目的——实现民主共和，就足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一笔。民主共和理念流淌在20世纪革命先烈的血液中，并且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流传至今，印刻在华夏民族的现代国名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不仅仅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是共和国的国父。

二、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发展工商实业，推动经济转型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间，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主要代表和反映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及愿望，因而积极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实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的工商业迎来了短暂而可贵的十年春天。南京临时政府为鼓励工商业发展，采取了如下政策：明令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立其自由经营工商矿务交通运输等各种公司及企业的权利；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制定银行条例；鼓励创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倡导兴农垦殖；支持成立民间实业团体（《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p190~200）。

诸种政令一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民间实业团体更获得了

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终于从封建小农社会的枷锁中解放，这一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

1.中国近代法制化

中国历来是人治社会，而辛亥革命作为外来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变体，将西方的法制理念带给本土，推动了中国在法制领域内的进步。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绵延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这本身就是扫除了中国法律近代化最大的一块绊脚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民主共和国政体的立法活动，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律财富（《参与和实践：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法制化》李卫东）。从《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定暂行条例》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再到《中国民国参议院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系列法律条令，拆分了司法与行政，宣示着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法制层面的进步。

辛亥革命所确立的近代法制精神和制度被人民广泛接受。直到今天，放眼海峡两岸的法制建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辛亥革命法制建设的成果。（《参与和实践：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法制化》李卫东）

2.近代社会的移风易俗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有剪辫、放足、废除贱民身分、改变礼节、称呼、禁止买卖人口、解放奴婢（《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p594~595）。这些政令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并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其中体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力提倡人人平等的社会新风尚。政令从法律上彻底打破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步实现着迈入近代社会所必经的移风易俗。

3.教育体制的改革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随机对教进行全方位的改革。1月9日成立了以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总长的中央领导机关教育部后，亦开始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教育改革。

这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对于教育方针、教育行政、学校制度乃至教学内容等等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从改革教育法令的颁行、新的教育方针的制订、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置、“壬子·癸丑学制”的拟定这几大方面（《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p439~446），构建起适应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新的教育体制和教学秩序。

所有这些，表明“民国以后，教育思想的瓶颈消除，而向教育哲学、教育目标、教育制度与对象等方面发展”（苏云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之演变》，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81年7月。）新的教育体制，同样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

四、辛亥革命对中国思想演变的影响

1. 中西文化之大论战

共和理念颠覆了君统与道统思想，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依旧混乱，共和理想并未实现。在西方文化大力冲击传统思想的情况下，中国人意义世界严重丢失，中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所的中心价值体系几近崩溃。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生的，是一场中西文化之大论战。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派、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及梁启超等“中西文化调和论”者竞相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