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史通义》“史德”篇有感

读《文史通义》“史德”篇有感

岳麓书院S0******* 许静

在中国史学界有深刻影响的《文史通义》为清代章学诚所著。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朝末期的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所著《文史通义》是评论文史的著作，尤以评论史学为主。在书中，章学诚提出的“史德”概念，深化了前人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一、张学诚“史德”的提出及其内涵

章学诚在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又明确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章学诚认为，古人所论的史家才、学、识三长，“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就是因为才、学、识得之不易。然而，他认为既便是具备了才、学、识，仍不足以配称良史，刘知几“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的“识”，是“文士之识，非史识也”。文士之识是文章家镕裁篇章的鉴识，文士之识用于史学是不够的。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何为“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也就是史家的学术品德。章学诚认为“才”、“学”、“识”这三者，固然是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不可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辨其“心术以议史德”。他认为史家的心术有两类：一为史家心术之邪正，二为史家心术之修养程度。前者正邪分明，人们易于分辨，而后者则因史家有君子之心，只是修养不纯，故更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因此章氏主张史家著史“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这里的“天”，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和道理，“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感情，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著述者要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历史面貌，不掺杂个人的主观成分。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正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二、章学诚“史德”论的基础

章学诚的“史德”论建立在“气”、“情”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是“气”“情”引起了“心”的变动。首先，章学诚从文、事关系上来揭示“气”、“情”在文中的作用：“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

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则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文以记事，事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行文者不免受其感染，于是出入予夺，往复凭吊，气和情不能自已，这样的文字在文学上可谓绝妙好辞；然而从史学角度而言，其中的天人关系又不可不辨。所谓“有天有人”就在于“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这里的“气”、“情”指的是史文中的主观感情，“理”、“性”指的是客观事实。在章学诚看来，一方面，史文中的确存在着主观感情影响客观事实的叙述；另一方面，主观感情又必须依赖客观事实，即“气合于理”、“情本于性”。章学诚认为“气”、“情”之失直接影响“心术”，所写史文便害及史义，违反“大道之公”。为了避免史家“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他提出“气贵于平”、“情贵于正”的要求，强调史家撰写历史应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

三、史学家重视“史德”的重要性

我国传统史学重视“史德”的传统在今天仍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左传》上记载的齐国史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千古传诵。当时，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忠于史官职守，不畏权贵，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壮举，是崇高史德的表现，在任何时代都为人们所敬仰。中国史学已形成了崇尚直书的优秀传统，尽管其“直书”有不彻底的地方。从史德的角度来反思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故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在政治上起了很坏的推波助澜作用；一些人以历史研究为名，对历史资料断章取义，肆意解释，史学成了他们整人的工具，严重败坏了历史学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历史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某些治史者在史德方面出现了问题。“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正，什么恣意践踏历史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可见，加强史德修养，对历史研究者（不仅仅指专业史学家）是多么重要，对历史学界是多么重要，对整个社会又是多么重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史家的四长”，把史德排在第一位，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认识和史学家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史德，讨论的是史家的修养问题。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要有一定的修养，行业不同，修养也未必尽同。作为史学家，自然亦有其特定的或者说必须的职业修养。史德，只是史家多方面修养的一个方面。之所以论述史家的修养，是因为研究历史涉及到三个方面，即客观的历史自身、历史资料和历史研究者。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统一于历史研究活动之中。客观地历史自身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者工作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将这个曾经存在而又已经逝去的一去不复返的本体再现出来，如何再现？死者不能复生，历史研究者依靠的就是历史本体所留下的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是史学活动的能动者，是他把两个失去生命力的事物——历史本体、历史资料激活，使历史资料再现历史本体。因此在历史研究活动中，史学家始终是最积极能动的因素。正因为这一点，史学家的修养也就更为重要了，尤其在史德方面。

总而言之，章学诚的“史德”之说，强调著史者的心术要“粹”、要“养”，也就是要求思想道德修养问题，这比起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无疑有进步意义，它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相当的价值。另外，他对于“史德”的三个层次的解释，即“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不益以人”，“通六艺比兴之旨”，“临文必敬，论古必恕”，也有相当的思考空间。第一层次，著史者在著述时，要尽量地用客观的态度去叙述，不去掺杂主观的情绪和思想，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第二层次，著史者的学术修养“粹”与否在于他是否遵循纲常名教。这一点历来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但考虑到乾、嘉之时文网之密，思想钳制之甚，亦无可厚非，正如章氏所说，要舍身处境地为古人想一想；第三层次，著史者的态度要端正，要虚心静气，不可轻怠，不可苟求于古人。

四、史学工作者要加强史德修养

在21世纪的今天，加强史德修养是历史学对于每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如何进行史德修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史家要抱着对历史的高度负责的态度研究历史，书写历史；要尊重历史，对历史有一种敬意。史德的根本是对历史的忠实，撰写信史是史学家的神圣追求。中国古代那种善恶必书，不怕牺牲的精神，除去其历史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可贵，仍要大力弘扬。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