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

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

衣保中

东北经济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单元,既不同于自然地理区域,也不同于行政区域,而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区域共同体。区域开发是经济区形成的物质基础,而区域经济近代化,即以近代工业为基础,以近代交通为纽带,形成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才形成了具有近代含义的经济区。就东北地区而言,在古代长期处于缓慢的开发期,晚清以来,伴随着移民开发浪潮,东北经济迅速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在２０世纪初形成了一个被国内外普遍认同的经济区域。

一、区域开发与商品粮基地形成

曾在辽东颁行“招垦令”,鼓励关内农民出关开荒。不久又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立官庄,将大批罪犯流放到吉、黑地区充作壮丁,同时派拨旗兵和站丁进入东北屯驻,开辟大片旗田。但清政府从“首崇满洲”,维护“龙兴之地”的统治利益出发,乾隆以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划作“围场”、“牧场”、“禁山”、“蒙地”等等,禁止流民进入私垦,限制了东北的土地开发。因此,直到近代以前东北区域仍然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奥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需要出发,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放松,东北移民迅速增加。据统计,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９１０年,东北人口由２８９.８万人增长为２１５８.２万人,６０年间净增人口１８６８.４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山东、河北移来的农民。移民的增加和清政府的弛禁放垦政策,促进了东北的土地开发。１８５７年后奉天地区各牧场、围场及封禁地陆续对垦民开放。据统计,到清末民初,奉天全省垦地面积已达６８２２．６万亩,吉林省垦地面积达４９３．２万垧,黑龙江省亦达２１１万垧。［１］

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据１９０８年调查,东北五大主粮年产量总和为８００多万吨。１９１１年,吉、黑两省粮食产量亦已达１０１．５亿斤,人均粮食达１２００多斤。清末东北出现了很多粮食剩余的州县。例如绥中县盛产粮食,谚云:“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２］每年输出粮食５万石,花生５万斤,豆饼７万块。东北地区每年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粮食的商品率迅速提高,从各种资料反映的综合情况看,清末东北的粮食商品率在３０-４０%左右。辽东在乾嘉年间,也曾有部分粮食运往关内。但当时辽东是清朝“陪都”盛京的所在地,王公大臣聚集之处,农产品主要用于供奉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及官府衙门,剩余部分十分有限。清政府为了保障盛京地区粮食供给,对“奉天、直隶海船往来,贩运米豆杂粮,向有例禁”,［３］限制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致使辽东农业长期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状态。１８６１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１８６３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４］“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１８６４年为１６６.５万担,１８６７年增为２１６.２万担。１８６９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１８７５年,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２７５.９万担,１８９１年已达７３１.４万担。１９０８年,东北大豆在英国试销成功,同年沙俄纳坦索公司将东北大豆、小麦等粮谷５０００吨输往美国,哈尔滨粮食交易所也在同年将在东北购买的１０００吨大豆销往敖得萨。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也先后取消对东北大豆进口的限制。从此,东北大豆对欧美的输出明显增加,东北粮食生产迅速被纳入世界市场中。此后,东北的大豆三品输出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很快由向

关内市场输出转向国外市场输出。１９０８年东北大豆输往日本占３５．９%,输往欧洲占５．４%,输往中国关内占５８．７%;１９１０年,输往日本占１３．８%,输往欧洲占７６．４%,输往南洋占０．８%,输往中国关内仅占２３%。东北粮食生产商品化导致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使清末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为大豆和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东北北部麦类种植面积比例较大,东北南部大豆种植比例较大的专业化生产格局,东北地区作为中国以大豆和小麦为主导产品的商品粮基地的地位得以奠定。

二、工业近代化和产业结构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竞相进入东北,设厂开矿,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手段也迅速传入东北,对东北传统手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东北传统手工业为适应新历史潮流,逐渐采用新工艺和新设备,开始了近代化历程,近代产业开始形成。清季东北传统手工业不仅在生产上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而且在经营上也开始由家庭手工作坊向近代产业化经营发展,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清末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其突出特征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形成了东北三大支柱产业———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榨油业是伴随着东北大豆商品生产基地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东北的榨油业先在营口发展起来,２０世纪初,大连逐渐成为东北大豆的集散中心和输出基地,榨油业也迅速崛起,取代营口而成为东北榨油业中心。１９０６年,大连只有１家华商榨油厂,１９１１年发展到４２家,全部采用机器生产,资本总额达１１０余万元。清季东北北部的榨油业渐有起色,有新式榨油厂２５家,而旧式油坊则有千家以上。东北的机器面粉加工业俗称“火磨”,１９０３年,双合盛火磨在哈尔滨开业。到１９１１年,哈尔滨共有华商经营的大型火磨７家,成为东北机器面粉业的中心。基于区域内居民饮食习惯而形成的酿酒业是东北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１８９５年,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清政府大力“招商试办酿酒公司,以收利权”。此后我国北方开始大规模经营酒业,而尤以“东三省为最盛”。到清末时,东北地区共新增大型酒厂７９家。与此同时,随着以兴办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活动的展开,东北地区的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开始兴起。在矿业方面,１８８７年李鸿章委派李金镛到漠河组织矿务局,１８８９年初,正式开采漠河及奇乾河两处金矿。１８８９-１８９４年,漠河矿务局的黄金产量达１１５９６８两,官府及股东皆获大利,成为李鸿章筹办洋务活动获益最大的企业之一。１８８９年,候补知县程光第又在吉林东疆珲春天宝山一带筹办银矿,１８９２年,建立了东西两厂,从１８８９到１８９３年,共出矿砂７２４０６４８斤,炼出银质６８７１９６斤,提矿银１６１４００两。１８９６年,清廷在东北实行招商开矿政策,在金州、海城、宽甸、盖平等地出现商办矿业数十处。１８９８年７月,清廷任命贵泽办理奉天矿务,开展矿产调查,设立矿务分局多处,发布告示,鼓励商人办矿。１８９９年,盖平、复县等地已有商办矿业２０余处。２０世纪初,奉天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商办矿业。１９０９年,奉天省已有商办金矿９处,铅矿１处,石棉矿１处,铁矿２处,铜矿１处,煤矿５９处。此外,俄、日等国也在东北地区投资建立了一批矿业公司,在本溪、抚顺、扎赉诺尔等重要矿区掠采矿产。在机械制造业方面,１８８１年６月,清政府在吉林设立军火制造厂,历时一年半,吉林机器局建成。安装了从美、德等国进口的机器设备。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２日开始投入生产。吉林机器局是东北地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开端,其规模、设备及经营管理手段,当时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从总的方面来看,清末东北地区工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轻工业以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初步形成了粮油加工业产业群的区域经济优势。重工业方面则以采矿业为重心,辅以处于萌芽状态的机械制造业,构成了资源依赖型的区域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作为历史遗产,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了东北经济区的产业特色。